杨虎城后人揭秘：西安事变幕后推手不是中共？

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发动，幕后主要的推手是中共中央?其实不是。中共中央当时根本不知道。

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是不是受中共中央的影响比较大?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本来就是要和平解决，只是和平解决的内容不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中共最早的想法和我祖父的想法是一致的，从来就没有想杀掉蒋介石。

西北军政委员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张学良。张学良是在西安之前见了周恩来，后来又见了两次，5月份和中共的关系达到最高点，那时候中共提出了一个计划，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形成一个西北割据，然后依靠苏联。答应的都很好，但计划报到苏联后，苏联对张学良根本就不信任，而且强调中国还是要靠蒋介石来领导。紧接着中共和蒋介石就开始秘密谈判，到9月底，谈判破裂了，蒋介石准备第六次“大剿共”。

台湾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虽然避免了内战，但是让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提前了”，台湾的这个说法是蒋介石不是不准备抗战，蒋介石要训练一百个师来抗战。但是，日本人从东北打到华北，并不是在那等着你训练一百个师再来打你。它是紧锣密鼓的在打。所以蒋介石说的“不抵抗政策”是有理论的，不是我不想抗日，“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他的理论体系。杨虎城是想废蒋介石，不是杀他。而且苏联不知道西安事变，主要是杨虎城提出来的整个方式方法。

杀蒋介石，毛泽东他们是同意的，杨虎城始终坚持政治上废蒋介石，在政治上和蒋介石决裂。

祖父和蒋介石的关系是有转变，对蒋介石的认识却没转变。祖父本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帮助蒋介石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给他权力和地盘，然后在陕西发展了三年。那时蒋对共产党是格杀勿论的，但祖父一进陕西就放共产党;还大量选用共产党和陕北红军，这些红军的发展，和杨虎城的保护作用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有过很激烈的争吵。他俩计划10月25号放，24号晚上吵了一架。杨虎城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杨虎城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张学良认为要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也没想到蒋介石的态度那么硬，其实挺怕死的，但他知道张学良的弱点，没政治斗争的经验。中共也是说要有条件释放，而共产国际提出无条件释放。

红军胜利居然靠杨虎城将军递送的绝密电码

　  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等一个个成功，其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俗称“空中耳目”。这里记叙的“耳目之功”便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贡献。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
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着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

经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及其属下萧全夫、陈福初、游正刚等当事人回忆录证实，张国焘所言不虚。
其实，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都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工作有高度评价。

朱德对红四军的电讯工作有高度评价

据宋侃夫回忆，长征结束后，朱德总司令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人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也对宋侃夫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遗憾的是，张国焘为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提高个人功绩，隐瞒了杨虎城以及白区地下党的真诚帮助。
1933年初，蒋介石命令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配合川军夹击刚刚进入巴山的红四方面军。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密派少校参谋武志平出使红军求和。
第38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去年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与红军作战，派密使去与红军联络。结果，红军拒绝与吉鸿昌联合，还把来使杀了。此事说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均不信任。暗示武志平要在“取信”二字上动些脑筋。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

为促使求和成功，也为红军作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外加一份军用地图，悄悄地走上了出使之路。
8天之后，武志平在四川通江县两河口村的一座平民屋里，将孙蔚如军长代表杨虎城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密信，以及所带礼物密电码等，献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

50年后，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书中对此事做了记载：“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
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有了这份密电码，红四方面军不断截获川军情报，从而掌握了反围剿作战中的主动权。1933年11月初，川军总司令刘湘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六路围攻”。双方激战了好几个月，依然处于相持阶段。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春节了，川军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们，纷纷电催王陵基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王陵基便将五路总指挥之职权擅自交给其参谋长代理，返回万县与家人团聚去了。
这一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师团部属谁都不知道。而红四方面军却从王陵基的来往电讯中寻得了战机，于1934年2月14日清晨袭击了王陵基的右翼，摧毁了其头道防线的驻守旅，并将旅长击毙。第二道防线也因之溃乱。红军乘胜推进15公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
这时，第五路的师长、旅长们才知道王陵基回家过年的消息。上下为之大哗。川军总司令刘湘十分恼火地解除了王陵基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务，并将他软禁了。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由此撕开了一个大缺口，进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更了不起的是，武志平在向傅钟等红军将领呈送这份密电码本时，说这是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的一份诚意，这就为两军和谈的天平增添了诚信的砝码。红四方面军立刻派留苏归来的参谋主任徐以新跟随武志平回汉中，于1933年6月1日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

红四方面军却从王陵基的来往电讯中寻得战机

有了这份密电码，红四方面军不断截获川军情报

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最终，这支部队成为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征战，以及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第38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而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得以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
虽然，最后这份密电码消失在了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之中，但它的历史功绩却应为我们后人所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