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蒋介石的被捕：谁该为当夜的安保负责？

几十年后，谈起西安事变，众多蓝衣社魁首无不认为，“事变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所谓“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与三个人有关。首先是蒋孝先。在“何梅协定”前后，他辞去了宪兵三团团长一职，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了“带刀侍卫”的角色。在他的统辖下，几十名精干特工分作三班，日夜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但，事变当夜，他却不在蒋介石身边，被认为“有重大失职处”。
蒋孝先之后，则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殊使命，那就是在各处潜伏特务，以防止军阀的“异动”。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经常谈到，“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朝天宫，“要表示真诚的合作”。为此，“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一个责任人，是书记长邓文仪。它不仅和蓝衣社的性质有关：作为“天子门生”、秘密组织，蓝衣社天然有着护卫蒋介石的职责;它还涉及到邓文仪的一个重大过失：在向戴笠移交调查课时，他没有移交一个情报关系，那就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许多人认为，倘若蒋斌始终与原调查课、后来的特务处保持联络的话，蒋介石将早有提防，西安事变是不会发生的。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则是王曲军官训练团。按照贺衷寒制定的《军队政工条例》，各地军阀的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年春夏，二百余名原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成员、后来的民先发起人，却纷纷以东北大学学生的名义，面见了他们的校长张学良。其中包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宋黎。不久后，他们成为奉军政训处的主体，并在陕西王曲镇，开始训练大批少壮军官。他们使奉军迅速左倾。
这一年秋天，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在此期间，张学良幕僚、与刘健群私交极好的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告诉刘健群，“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但，即使如此，深陷于倾轧、“献机祝寿”和官僚化泥潭的朝天宫，依旧没有觉察，西安正酝酿着种种密谋，其中包括异常极端的“兵谏”。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负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外，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发觉了王曲镇的异常，却仅仅起草了一封报告;在报告石沉大海之后，他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此不再过问了。作为二百余名原“民先”队员、西北政训处人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蓝衣社的颟顸苟且、得过且过中，12月12日，子夜时分，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这一天，在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卫队队长孙铭九逮捕了蒋介石;而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部队也占领了蓝衣社的众多公开机关：西安警察局、西北政训处、不久前刚刚来到陕西的别动队西北支队……
　兵变在三个小时内就结束了。但，这个凌晨，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在西北期间，杨震亚屡次“整饬军纪”，这些工作大多徒劳无功，却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乱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了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与杨震亚相比，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远在北平时期，为禁绝贩毒、检查军纪，蒋孝先就屡屡闯进奉军军营;他并且以皇亲国戚、“天子门生”自居，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夜，他带着警卫，从西安驱车回到临潼;一路上，他就发现了层层岗哨，却没有丝毫疑心。直到一伙叛兵查问他的名字时，他依旧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就响起来了。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筛子。
陈诚也险些遭遇不测。这一夜，当大伙叛兵闯进他的房间时，他们询问起了陈诚的名字;陈诚如实回答了，但他浓重的浙江口音，却使叛军误听为原黄埔教官、也曾与奉军结怨、时为洛阳卫戍司令的陈继承。幸好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她迅速反应了过来。在几个叛兵举枪欲射时，她大声喊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这才救下了陈诚一命。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陈诚很快被押解到了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这是叛军囚禁南京要员、高级将领的所在。在这里，陈诚不仅见到了众多高官，还见到了两个蓝衣社人物，西北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以及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肖赞育。他们告诉陈诚，蒋介石也落在奉军、西北军的手里了，但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
又何止是曾扩情、肖赞育?这一夜，几十名特务处人员、几百名政训处人员，以及以公秉藩为队长的近千名别动队队员，也几近被一网打尽了。他们没有获得什么好待遇，在卫兵冷森森枪口的看管下，许多人在雪花飘落、异常寒冷的院子里蹲了一夜。与此同时，一些爱出风头、招摇过市的复兴社社员，也陆陆续续地被送到了这里……
直到天色大亮，当张学良押解蒋介石进入西安城时，枪声依旧零零星星。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之外，街上空无一人，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卸下门板。杨虎城部队的纪律较为松懈，一些人趁机洗劫起了街道;在西京招待所，甚至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钱物也被洗劫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被逮捕?没有人说得清。但，也有不少幸存者。
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就躲进了城内的一处民房。此后几天，他以手枪为威吓、以银元为收买，吓唬住了那户人家。几天后，当抓捕结束、西安盘查渐渐松懈之际，他化装为赶驴人混出了西安，又变卖驴子作为盘缠，一路逃到了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头目唐汝昌，在事变当夜就逃出了西安。他一路鼠窜，逃到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发电报汇报事变。
特务处陕西站站长、兼为西安警察局长的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混出了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