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法师于公元399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而后返国。时年已八十岁,仍从事佛经翻译。
他著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凡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回国后翻译经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归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称赞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确非过誉。他们为汉族民族争得了荣誉,为灿烂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佛教的发扬光大建立了不世出的奇勋。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都于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三岁时便把他度为沙弥。嗣因他在家患重病,送到寺院里住就好了,从此他便不大回家。父母死后,便决心出家,二十岁时受比丘戒。
他常慨叹律藏传译未全,立志前往印度寻求。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他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一同从长安出发。
当时河西走廊一带,有许多民族割据建国,各自为政,行旅很受影响。法显等经过了迄伏干归割据的范川(今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后,隆安四年(400)的夏天在张掖和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宝云、智严、慧简、僧绍、僧景等五人相遇。秋间到达敦煌,得到敦煌太守李浩的供给,法显等五人先行,沿着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沙碛地带走了十七天,到达鄯善国。
大概因为前途阻梗难行,他们便转向西北往邬夷,又遇着宝云等。时邬夷诸寺都奉行小乘教,规则严肃,汉僧到此不得共处。法显等(此时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高昌,只余七人同行)得到符公孙供给,又折向西南行,再度在荒漠上走了一个月零五天,约于隆安五年(401)初到达于阗国。慧景、道整随慧达先走,法显等留在那里等着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的行像盛会。会后,僧绍去罽宾,法显等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在于麾国过夏。山行二十五日,到了和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会合,在那里参加了国王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晋元兴元年(402),法显等度过葱岭,进入北印度境,到了陀历国。又西南行,过新头河,到达乌苌国,即在该地过夏。其后南下经宿呵多、竺刹尸罗、健陀卫到弗楼沙;宝云、僧景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国佛钵寺病故,慧景、道整和法显三人,先后往那竭国小住。
元兴二年(403)初,南度小雪山,慧景冻死,法显等到罗夷国过夏。后经过西印跋那国,再度新头河到毗荼国。从此前进入中印摩头罗国,过蒱那河东南行,于元兴三年(404)到达僧伽施国,在龙精舍过夏。又东南行经罽饶夷等六国,到达毗舍离,度恒河,南下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又顺恒河西行,经迦尸国波罗捺城,再西北行到达拘睒弥国,他在这些国家,瞻礼了佛陀遗迹,并听到了关于南印达嚫国的情况和大石山五层伽蓝的传说。
晋义熙元年(405),他再回到巴连弗邑,在这里住了三年(405—407),搜求到经律论六部,并学习印度语文,抄写律本,达到他求法的素愿。这时他唯一的同伴道整,乐居印度,法显便独自准备东还流通经律,东下经瞻波国,于义熙四年(408)到达东印多摩梨帝国,在此为了写经和画像,又住两年(408-409)。
义熙五年(409)冬,法显从多摩梨帝国海口搭商人大船西南行,离印度往狮子国。义熙六年(410),他在狮子国都城观看了三月出佛牙的盛会,并为继续搜求经律在此住了两年(410—411),抄得四部,乃准备归国。义熙七年(411)秋,他搭了载客二百余人的大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途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在此住了五个月。
义熙八年(412)夏初,他再搭乘大商船,预计五十天航达广州,即在船上安居。不料航行一个多月,又遇暴风雨,船上诸婆罗门认为载沙门不利,商量将法显留在海岛边,幸亏法显从前的施主仗义反对,得免于难。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漂流,终于航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境)南岸。法显前从长安出发,途经六年,才到印度的中部,在那里逗留了六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后经过了十五年,游历所经将近三十国,这是以往求法僧人所没有过的经历。法显到达青州的消息,被太守李嶷听到了,便迎法显到郡城住了一冬一夏。
义熙九年(413)秋间,法显南下赴晋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他在道场寺会同佛驮跋陀罗及宝云等从事翻译。从前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有十人,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只有法显一人,孜孜不倦,终于完满夙愿,求得经律,又冒了海行的危险回到祖国,翻译流通,这种勇猛精进为法忘身的精神,真足为后人所取法。他在建康约住了四、五年,于译事告一段落之后,又转往荆州辛寺,后在那里逝世。
法显西行的目的原在寻求戒律,当时北印度佛教律藏的传授, 全凭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他到了中印巴连弗邑摩诃衍僧伽蓝才抄得最完备的《摩诃僧祇众律》(其本传自祇洹精舍);又抄得《萨婆多众钞律》一部(即《十诵律》)约七千偈,这都是当时所通行的本子。此外还得着《杂阿毗昙心》约六千偈,《方等般泥洹经》约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等。法显后来又在狮子国(斯里兰卡)抄得《弥沙塞律》,又得着《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经》,都带了回来。这些都是中土旧日所无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其《涅盘》一经,首唱佛性(即如来藏)之说,而又不许阐提成佛,保存经本原来面目,更为可贵。他在建康道场寺和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的有下列五部:《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勘同《鬼问目连经》一卷)。
这些译本,由法显在场共同斟酌,译文都很朴素而传真,别成一格。此外,旧传他还共佛驮跋陀罗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其本早佚,确否待考。至于他带回的《弥沙塞律》,后于刘宋景平元年(423)由罽宾律师佛陀什译出;《杂阿含经》亦于刘宋元嘉十二年(435)由求那跋陀罗译出。又元嘉十年(433)印度三藏僧伽跋摩补译《杂心论》(原经求那跋摩翻译未毕),他所依据的也许就是法显从印度抄写带回的梵本。《长阿含经》在法显回国的次年(413)由罽宾婆沙师佛驮耶舍在长安依另一底本译出,法显的抄本埋没未传。
此外,法显还详述西行求法的经历,留下了《历游天竺记传》一卷。此书成于义熙十二年(416),为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它对于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在他的记载里,还保存了有关西域诸国的多可贵的古代史地资料。因此,近代有英、法文等译本,极为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
法显以老年之躯西行求法,为了使佛法在中土进一步完善与弘扬,特别是当时中土戒律的不完善至使僧众没有一个真正的依凭。法显在长安常住时期,因他一直对戒律严谨而实际生活中又缺少戒律文本,使其在戒律的修持上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同时有感于当时僧众威仪的不严整又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去衡量,至使其发愿西行求取律本。在法显以前,中国佛教的传入大都是以外来僧众为主体,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不便,由天竺来汉地传法的僧众相对较少,而由西域到汉地的僧众比较多一些,
这就说明早期佛教的传入大都以西域为中介向汉地传入。这样就引起了在传入佛法当中,汉地佛法不是直接由梵语而译而是经过西域的胡语而译,这样在翻译佛典中难免会因语言不通而出现差异。同时,由天竺到汉地直接传入的经本较少,至使许多经本不全而义理不通,法显西行也是因为律本的不全,使其在平常的行持中遇见问题没有合理的律本得以解决,这是支持其西行求法的精神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佛教是由天竺发源的,在天竺有许多佛陀当时修行说法的圣迹,朝礼这些圣迹自然成为每一位佛子的向往,法显作为持律严谨的圣僧,自然以佛为自己的榜样向往佛迹也就成为了他西行的另一精神支柱了。在西行的路上,千险万阻,要经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要翻过四季积雪的大雪山,没有路标只好以前行者的死骨为标记,没有救援只好眼看同行者在自己怀中死去。 法师乃不惜自己的性命,为的是一种为法忘躯的精神,把个人的生死抛之法外,越紫塞,渡沧海,朝圣地,取法卷,为了使佛法在中土得到弘扬而不惜自我牺牲,这种菩萨精神激励了不少西行者,成为一批批西行者求法的精神动力,至使西行路上留下了不少的白骨与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