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君(1876~1964),民国女权运动者,辛亥革命先驱,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开辟了女界办医院之先河,中国赤十字会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女界梁启超”。
学医之路
1876年,张竹君出生于广州番禹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是三品官员,家境富裕。出身于这样一个旧式家庭的张竹君,没有成为深藏闺阁的千金小姐,反而离经叛道地开学起了西医。
张竹君就读的是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在1900年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bet365365体育上第一位女西医。
1899年,张竹君从博济毕业,成为一名通西医内外科的全科医生,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在闺中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变卖首饰妆奁的资助下,她在广州荔湾开办了禔福医院,自任院长,专为
贫民治病。两年后,两人又开办了南福医院。张竹君的壮举,不仅让她成为了bet365365体育上第一位女西医,亦开辟了女界办医院之先河。
张竹君医术精湛,爱护病人,且擅长演讲,因此极富有号召力。每当她倡办医院和女子学校时,都得到富商太太的赞助。1901年她集资创办褆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畔,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不久又创办南福医院于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这两所医院都为平民治病,并在医院内设立基督教福音堂及演说会,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她就召集亲友,在此宣传基督教福音,同时议论时政,倡导新学,提倡女权。南粤志士,多投其门下,胡汉民、马君武等是常客。
马君武极崇拜张竹君,曾追求她,到日本留学后撰写《张竹君传》刊登于《新民丛报》,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胡汉民当时任《岭海报》主笔,经常在报上宣传张竹君的事迹。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在报纸上发表《驳女权论》文章,胡汉民与亦拥护女权的《亚洲报》主笔谢英伯起来反驳,双方展开辩论。
张竹君曾著《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的解放。在她的带动下,广州有一些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1901年张竹君在广州与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广东香山籍上海富商徐润的侄女)结拜为姐妹。徐宗汉倾其积蓄赞助张竹君开办医院和女子学校,以后又带领亲友参加广东同盟会组织;大姐徐慕兰,1911年12月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小姑李佩书,女仆黄悲汉、邓慕芬,女友庄汉翘亦都参加辛亥革命工作。
张竹君1901年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1902年又与马励芸、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创办私立公益女学 ,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并被称为“女界之梁启超”,在东南亚华人中亦享有盛名。
广东新会籍外交官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女士(1847- ?),当时是妇女界的活跃人物,张竹君尊她为谊母。何妙龄是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基督教华人牧师家庭。她的弟弟何启,是香港著名医生和律师,1887年在香港出资筹建雅丽氏医院。何妙龄热心医疗公益事业,20世纪初在香港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院,又支持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医院。
上海制造局提调李平书1904年12月资助张竹君将育贤女校迁往派克路(今黄河路)。为此,张竹君尊李平书为谊父。1904年11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自任院长。不久又设有派克路诊所。1905年,张竹君与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 其在上海的影响力不亚于在广州时。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展开战争,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东北盛京地区有数万中国人死于战火,伤者无数。为救援战争难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国,于3月10日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张竹君随万国红十字会深入东北,救护日俄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
1905年掀起的反美拒约运动,张竹君积极投身其中。
1905年初,张竹君写信给上海的粤人同乡组织——上海广肇公所,反复强调如果美国华人能与国内人民“合群御侮”,“则拒一美而列强知中国之难侮,拒一美约,而日后见民权之可伸,则此一举也,未此非转弱为强之机焉”。她又指出:“今兹办法,不藉政府,不须使臣,凡吾工商,皆可自为,苟能合群,非但不惧美国,并何惧列强乎。事之成否,在人心之齐不齐耳。” 她相信群众的力量,明确指出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定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出张竹君的先知远见和灼热的爱国情怀。不久,在沿海各商埠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广肇公所的董事和旅沪广东绅商多次致电清廷,要求政府拒绝在续约上签字。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在一定程度遏制了美国种族主义者肆意加害华工的趋势。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后领导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多次武装反清起义,使广东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1907年徐宗汉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张竹君不久也加入同盟会。徐宗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前的弹药运送等工作,起义后与张竹君一起掩护起义领导人黄兴到香港治疗伤口,不久与黄兴结为夫妻。
1911年,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向太太小姐们募捐革命经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作战指挥者,武昌革命党人急电同盟会的第二号领袖黄兴,请他到前线指挥作战。10月17日,黄兴偕徐宗汉从香港赴上海
。由于清朝军队对武昌周边地区严查封锁,黄兴夫妇请求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想办法。张竹君立即发起组织上海红十字救伤队,自任队长,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于1911年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28日到达汉口。同船到达的有革命同志一百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书城,萱野长知等。
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救伤队是一支劲旅。武汉革命军与清朝军队的交战中,仅10月28、29两日,就有2000多人受伤或阵亡,重伤者多由汉口转到武昌治疗,张竹君多次冒着炮火乘小划子过江,抢治受伤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张竹君因日夜抢救伤员,感染细菌手肿大并发烧,才回上海治疗并为部队采购冬衣和药品。张竹君在上海张园各界欢迎会上,就组织红十字会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事发表演说,她说:“余之制服是军装,是以欲脱离十字会而后定自己之方向。十字会须确具有十字会资格,始无负厥职。
如以十字会为发财之媒介物,或以十字会为奸细之传舍居,则大失其宗旨也。十字会必须于罢战时身入战地,抬出受伤者为第一要务,其实效为补两方卫生队之不足;若待其送来,则死者已无数矣。” 她认为时间就是生命,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就要深入前线亲自抬出伤员到后方救治。体现出她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
1911年11月16日,革命军反攻汉口,张竹君率队赴前线救护,途中被清军发现,顿时子弹如注,她们毫无畏惧,按预定时间赶到目的地。1911年11月17日,张竹君的救伤队驻地移往汉阳,她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士兵一见‘红十字’,频送受伤者来,自朝至夕,应接不暇。”当天晚上她又赶到革命军战时司令部查看伤员,日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时已夜深,路途不便,且路宽不满三尺,左是田,右是塘,我骑在马上十分惊恐,几陷塘中。到后院一看,满地伤员,盖以棉被,垫以稻草。此时,炮火连天,一夜不绝。”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红十字人员可以通行交战两方,张竹君与队友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常把清军的部署泄露给革命军,弄得清军十分被动。
黄兴于1911年11月16日下令部队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由于下雨,各路部队行动不一致,进攻受挫。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决定到南京搬救兵,于28日率学生军与张竹君等乘江轮赴上海。
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张竹君参与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成为当时女权运动的中坚人物,因党纲多次取消“男女平权”条文,随唐群英、沈佩贞、林宗素、王昌国、张汉英、吴木兰等人多次实施暴力女权。
1905年,来自广东的基督教徒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广东浸信会,并在会所内设立明德小学。1910年将明德学校改为崇德女学,同时得张竹君之助,在会所内设仁德义学。1934年张竹君还在浸信会中设立义诊,施诊给药,首开上海广东浸信会面向会友的医疗服务。张竹君擅长妇科、儿科及皮肤科的治疗,很受会友欢迎。
旅沪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于1915年创立,张竹君是创始人之一,被推举为副女执事长,前广东夏葛女医院院长富马利女士被选为正女执事长。
1937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八·一三”战争打响后的第二天,旅居上海的广东人成立了“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很快设立了4处收容所。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约有12万人,进入收容所的同乡不少带着伤病,需要及时救治,还有少数孕妇,随时可能生育,必须安排助产人员。委员会在总务处下设立了一个医务组,召集医师20名,著名西医张竹君列名其中。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汉民等身居要职,而她淡泊名利,终生不嫁,还收养20多名孤苦儿童,抚养成人。张竹君同情穷人,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酌减,甚至免收,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负债。常由何妙龄女士出面为她募捐,才得以度过难关。
张竹君终身未嫁。1964年,她以88岁的高龄,在上海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一生。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立即携徐宗汉北上。因清朝关卡检查严密,无法到达武汉。夫妇俩绕道来到了上海,徐宗汉找到了张竹君。张竹君一口答应把他夫妇二人送到武汉。此时,上海虽为大清红十字会基地,但官办色彩浓重。张竹君经多方奔走、联络,在1911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迅速作出反应,在21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致张竹君的公开信,对张之义举大加赞赏,“顷读报章,知贵女士有赤十字会之发起,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见,人道主义之日昌,诚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祸,甚盛!甚盛!”
中国赤十字会成立后,她迅速组建了“红十字会救伤队”,24日登上了“瑞和”号。包括黄兴夫妇在内的多名革命党人混迹其中。轮船经过九江,看到湖口炮台悬着白旗,知道九江已经光复,船上一百多名同志才露出真实身份。28日下午5时,“瑞和”号安全到达武昌。
张竹君曾应侨居新加坡的姐姐之邀,赴新加坡考察,并受聘成为“新加坡中国医院”的院长助理,其间,她亲眼看到新加坡鼠疫屠城的惨状,于是,开始深入关注预防医学。她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派上了用场。1904年,广州霍乱流行,她准确指出疫情的传播是由患者呕吐秽物污染江河水源而起,因此要求劝止市民饮用污染的河水、井水,建议当局用船从广州郊区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她还向病人家属宣传,将吐泻物焚烧而不要倒入江河,并且禁止贩卖腐烂瓜果。她的建议被当局采纳,数周之后霍乱疫情便得到控制,成为中国预防医学史上经典的案例。
张竹君也几次遇险:1911年11月10日,张在汉口登船去武昌,清军突然涌现,向她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7枪都被她躲过了;15日,张率队去汉阳作救护工作,因劳累过度无法步行,只得由轿子抬着前行,队员们都佩着红十字臂章,队列前后又都打着红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水浮桥时,清军竟向他们开枪,见没打中恼羞成怒,朝刚登岸的轿子开炮。幸亏身边有人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逃过此劫。
在一次手术中,张竹君的左手被划破,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止,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但她仍然坚持用肿胀的双手继续为伤员治疗。张竹君率领中国赤十字会,出入枪林弹雨,在两个月中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不仅受到国人的敬仰,西方报刊多次报道颂扬。被当时的媒体称为“热心办事,可为中国四万万人模范”,成为中国妇女摆脱封建枷锁登上现代文明舞台的一个标志。
一般谈起中国的女权运动,都以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产物,直到民国十一、二年后,北平、上海等地才有女权运动团体的公开组织。而张竹君则早在民国前十二年,已经从事提倡女权,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与宣布了。同时,她在光绪二十七年已在广州自己一手创办了育贤女学,更在中国各地开风气之先,比之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还早了六年。即较之张百熙之奏定男学堂章程,也早了一年,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说:“辛丑(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间,女医师张竹君在河南(广州地方)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胡汉民与程子仪、朱通儒三人赞勷最力,《岭海报》不啻为张之宣传机关……”又说:“……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有《驳女权论》一文,胡汉民因与张竹君相善,张素以提倡女权自命,汉民乃访《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拥护女权,同向《羊城报》反攻,英伯极赞成之。”
张竹君的志向并不只是行医,她在医室之外,复设福音堂一所,常在周末登坛演讲,“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而对于女权思潮,她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其争权之法,“不外求学”,而所求之学“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免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
1904年4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她还写了一篇长文刊登于同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的《警钟日报》,文章细数中国女性所身受的十一种“险境”,进而从女性自身出发,指出“险境”的原因,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于是她想联合大群体以求女性自决和独立,她说:“鄙人窃不自揣,志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殳夷而平荡之,永不留此恐怖之境遇于吾同种。”
在张竹君青年的时候,社会上犹盛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等之类的旧道德观念,但她却不以为然,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据她后来跟陆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她出外,常坐着三人抬走、没有轿帘的藤兜。头上梳了一条“大松辫”,脚上穿了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有时并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人身和脚差不多成了一字形。这样姿势,本来很不雅观,尤其在热闹的市街,往来穿插,前呼后拥,一般人见着,多目逆而送,或者加以蔑视的不良批评。她是满不在乎,而处之泰然的。她对陆丹林说:“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士装鞋,妇女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兜(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做了,又讥评她是‘男人婆,招摇过市。’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一切以身作则,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想、恶习惯,彻底扫除。那些头脑冬烘,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我要和他们搏斗,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那么,任何非讥诋谤,任何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辛亥那年的秋天,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震惊全国。可是当时武汉的局势实在缺乏适时的领导,基于各方面迫切的需要,黄兴(克强)乃只身由港到沪,准备秘密到武汉去会晤黎元洪,并会同主持一切,黄氏最感到困难的便是交通问题,因为东南一带还在满清及袁世凯势力之下,敌人的奸细还在到处活动,黄氏不能不慎重将事。结果还是由张竹君设计,要黄氏化装为医生的助手,加入她所主持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由上海乘长江轮船一同出发,藉以逃避敌人的耳目。这件事可称得上是张氏得意之作。“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助手”,事后她常常这样半开玩笑的引以自豪。事实上黄兴对于她那一次的襄助,也是十分感激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从上海出发之前,当时在上海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欲急赴武汉,却苦于清军关卡检查甚密,无法成行。张竹君巧妙地将黄、宋等装扮成随队医护人员,躲过沿途检查,顺利到达武汉,黄兴立即担任了战时总司令,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武汉军民的士气。后来清军反攻,黄兴被困在汉阳,清军封锁长江,又是张竹君用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至武昌脱险。
“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是当时广州市流行的一句歇后语,从中可以想见张竹君的为人。张竹君是广东番禹人,该地是与洋人最早接触的地区,风气远较内陆开通,她的父亲是三品京官。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震天响,全国各地到处盲目排洋的风气中,张竹君却进了洋鬼子办的“夏葛女医学堂”。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医学校,四年毕业,再经过附属柔济医院 实习期满,便自立门户,悬壶济世。张竹君身材高挑,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喜欢穿洋装,穿高跟鞋。她把诊所开在广州市,每次出门,都坐四个人抬的敝篷椅轿。引得路人驻足侧目而视,张竹君被看得不好意思,以后出门便顺手带上精装洋书一本,假装在轿上看书。 益发显得神情严肃,凛然不可侵犯,事实上轿子上看书,忽上忽下地跳动不已,那里看得下去,于是“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在朋友中成为笑谈,并愈传愈广。
最初,张竹君为了献身社会服务,终日为事业而奔忙,故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可给忘了。到她已成徐娘半老时,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仍然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还没找到适当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其实在她年青时是有过罗曼史的,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说:“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甚密,因有定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求学,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无形解除。同时桂林马君武,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福音布教,恒有马之足迹,露爱恋之意。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未几马赴日求学,尝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誉扬备至。附诗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
张竹君终身未嫁,她致力于女权运动,清末民初,男尊女卑的风气仍然十分普遍,只要行有余力,男人们娶过三妻四妾,所在多有,由于张竹君看不惯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由于张竹君在社会上的影响,许多妻妾成群的男人都怕她,张竹君大名鼎鼎,据说连路遇强盗 时,她报出张竹君的名号,歹徒都竟然敛容正色,鞠躬而退:
据说,有一次,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强盗,可是,当她报出张竹君的名号时,歹徒竟然鞠躬而退。
1924年她乘船去香港,遭遇海盗劫船。得知她的身份之后,海盗退还财物,叩首而退。
马君武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诗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
阳夏保卫战结束,鄂军都督黎元洪授予张竹君“巾帼伟人”匾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又授予她“立国纪念勋章”、“赤金红十字军功勋章”及“中华民国忠裔纪念章”,以表彰其功德。
张竹君一生爱国爱民,处处救死扶伤,无私为社会大众服务,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曾荣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发“立国纪念勋章”,军民赠予“巾帼伟人”匾额,并享有“中国女豪杰”、“慈爱之神”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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