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三杰黄埔军校最为突出的三个人物

人物生平

蒋先云（1902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革命烈士、“黄埔三杰”之首；字湘耘，别号巫山。

1902年8月17日（农历7月14日） 出生，父亲蒋继堃是清末秀才，为人忠厚正直；母亲肖玉秀，人称“大脚婆”，朴实勤劳，性情开朗；蒋先云兄弟姐妹8人，先云排行最小，5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蒋先烈，跟随孙中山革命，参加同盟会，1913年，在湖北进行反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的革命活动，就义于武昌；蒋先云早年入保合小学读书，1917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五四”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任湘南学生联合会第一届总干事，与夏明翰、黄静源共同领导组织湘南25个县学生罢课运动。在校期间组织革命团体“心社”，创办《嶷麓警钟》月刊，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湘南革命组织之开端。

蒋先云成长为湘南学生运动领袖，深得毛泽东赏识；1921年10月，经毛泽东介绍并经中共湘区委员会审查，与夏明翰、贺恕、蒋啸青、黄静源、屈子健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受中共湘区委派至江西安源路矿，与李立三、刘少奇于1922年9月14日共同组织、领导17000余人参加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支部书记兼文书股长。

后受组织委派，到湖南水口山于1922年12月5日组织领导3000余人参加的水口山矿工人大罢工，亦取得完全胜利（任俱乐部主任与党支部书记），邓中夏评价“其雄壮不亚于安源”，蒋先云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

1924年，由毛泽东介绍，在12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优秀青年中，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与陈赓、贺衷寒共称“黄埔三杰”。

1924年3月19日，蒋先云从上海回到长沙，与李祗欣（湖南省醴陵县人，李立三同志的胞妹，中共党员）喜结良缘。

蒋先云在黄埔军校期间任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第一任书记，在校期间，在廖仲恺、周恩来的帮助下，创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在《中国军人》上发表革命军事文章8篇，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多篇反帝与宣传革命、反对独裁文章，成为黄埔军校最有影响力和威望的学生，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军人（包括开国元帅徐向前、红军高级将领左权），很多有志青年军人把“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他们革命精神的寄托，会员由开始的2000多人迅速发展到20000多人，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延展到在广东的军队和滇、桂、湘所设的军校，进而遍及全国，成为一代青年军人中大部分走革命道路的导航站。

蒋先云深得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中共广东军委负责人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赏识，是蒋介石最得意之学生，被誉为“黄埔奇才”，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做了大量有利于两党合作的政治活动，多次调和校内党争，多次力量劝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期间参加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广东商团叛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役。

1925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被选派黄埔教导一团一连任党代表，后调任蒋介石侍从参谋任国民革命军一师二团二营营长；9月28日，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参加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大战中，组织并带领敢死队攻克了号称南中国的第一天险——惠州城，同年冬，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黄埔同学会成立，蒋介石任会长，曾扩情为秘书，蒋先云为监察委员。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先云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北伐文告，多出其手”，旋任补充第五团团长，授陆军少将军衔。

北伐军攻克武昌，占领南昌以后，革命重心逐渐北移，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国民党决定迁都武昌，蒋介石却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力主迁都南昌，在“迁都之争”失败后，蒋介石彻底背叛革命。

1927年2月8日，蒋先云接到周恩来的密信，告诉先云蒋介石已公开反共，叫先云到武汉工作。2月14日，先云离开南昌来到武昌。

蒋先云在武昌，由刘少奇介绍，担任中共湖北省军委委员、武装部长兼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先云通过学运、工运到黄埔从军一系列磨炼，深感中共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今后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于是，他积极扩大纠察队，尽最大努力从各种渠道获得更多武器，按军队编制进行训练，工人纠察队壮大到5000余人，3000多条枪，成为中共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面对蒋介石的公开叛变，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罢免蒋介石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宣言》；1927年4月23日，武汉各界成立“反蒋委员会”，公推蒋先云为主席，在武昌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三十万余人“讨蒋大会”，通过《反蒋宣传大纲》、《告（黄埔军校）各期全体同学书》等文告，出版《讨蒋特刊》，高呼：“昔日校长，今日校贼！”“蒋贼不除，世无天日！”

1927年4月18日，在武汉的国共两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任命蒋先云为北伐军第一纵队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5月28日，在河南临颖作战时不幸英勇牺牲。,

周恩来、徐向前、恽代英、郭沫若、张发奎、高语罕、罗章龙均在不同时期发表悼词与纪念文章追忆蒋先云；中共中央刊物《向导》198期发表《悼蒋先云同志》一文；周恩来则在同年6月8日亲自主持蒋先云的追悼大会，国民革命政府追赠其为中将军衔。

同样令人悲痛的是，在这一年，蒋先云之妻李祗欣（1906年1月14日—1927年4月11日）亦病故于武昌红十字医院，年仅21岁。 

领导学运和工运

中国

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革命烈士、“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烈士是湖南新田大坪塘人，1902年8月17日（农历7月14日）生于普通农民之家，自幼聪明过人，只因家境贫穷，本已入学无望，幸因亲朋戚友给以支持，出钱出米，才得勉强上了村立国民小学读书。

由于读书勤奋，所习各科都取得优异成绩。被老师认为他“秉赋聪颖”而深为器重。于是很快得以跨过高小而被湖南三师破格收为学生而免费入学。

据载，有一次学校老师以“月”字为题，要学生造句联对。蒋先云以旧社会腐败没落，行将消逝，而新社会则如旭日东升、大地光明为意境，写出“残月西斜，漫洒人间；日出东方，大地红遍。”的警句造成联语，博得国文老师十分赞赏，立刻挥笔写上“寓情于景，寓理于景，含义深厚，超脱异常。传阅 ”等赞语。

时值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先后爆发。他与夏明翰、黄静深等一起受到这革命浪潮的影响也在衡阳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的革命思想和新文化运动。在衡阳三师，他带头发起组织“学友互助会”，团结新田、宜章等一带地区的进步同学创办《嶷麓警钟》，自任主编 。又继长沙湖南学生联合会之后，也在衡阳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受推为联合会第一届的总干事，并在何叔衡指导下率领爱国进步学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蒋先云曾发展和组织了湘南二十五县的爱国学生开展罢课斗争，会同师生们举行集会游行，到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又亲自起草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宣言，倡行抵制日货。他振臂高呼：“誓死争回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还与夏明翰一起，英勇地冲开军警阻挠，闯入贩卖日货的奸商店铺，捉拿走私贩卖日货的奸商示众和斗争，使衡阳日货为之敛迹，国货畅销！

宣传新文化运动，蒋先云是不遗余力的。曾在衡阳三师建立文化书社分社，开设书报贩卖部，经常出售宣传马克思、列宁思想的书报刊，大量销售《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少年中国》、《劳动界》等革命刊物。1921年，他更以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为榜样，发起组织革命的“心社”。

蒋先云亲自起草心社章程，其宗旨是：“牺牲个人利益，图谋群众幸福，结合真纯同志，谋社会实际改进。”这与长沙新民学会规定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亦可谓南北呼应，而异曲同工，为湘南成立革命组织首创开端。

同年五月，蒋先云又利用“五一”、“五四”、“五九”等革命纪念节日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在“五九”国耻纪念群众大会上，亲自登台作了《怎样洗雪我们的国耻》 的动人报告。听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显示蒋先云在学生群众运动中发挥着先锋作用。

由于蒋先云在湘南三师的出色表现，毛泽东在1921年从上海参加成立党的“一大”之后，回到长沙就赶到衡阳听取蒋先云的汇报，决定以衡阳三师为革命学生活动的基地，成立中共湖南三师党支部。同年，吸收蒋先云等为湘南地区第一批共产党员，为湘南地区革命斗争揭开崭新的一页。

1922年，年仅二十岁的蒋先云在三师毕业后，他随即受党的派遣，到安源会合李立三、刘少奇一起，从事工人运动。他们通过开办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很快就把矿工群众组织起来，由李立三与蒋先云分任俱乐部主任和文书股长。

在工矿群众中，他们以反对压迫剥削，保障工人生活利益为号召，发起了一万七千多路矿工人举行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随后，蒋先云又转往水口山矿，他应水口山工人代表的邀请，向工人传播安源罢工斗争的经验，帮助他们组织工人团体，开展为捍卫工人生活利益而斗争的工人运动。

经过蒋先云的策划，水口山工人在1922年11月27日就正式公开成立工人俱乐部。几天之内，就有成百成千的工人群众踊跃加入俱乐部活动，并成立水口山中共党支部。由蒋先云担任书记兼俱乐部主任。12月经他亲自从事深入思想工作，发动三千水口山地区矿工实行罢工，坚持斗争达23天之久。

在斗争中工人俱乐部选出“十代表”、“百代表”，而以蒋先云为罢工全权代表。直接同矿主和矿局开展面对面谈判。反动当局曾企图贿赂白银五百两，收买凶手行刺蒋先云。工人闻讯就将蒋先云秘密保护起来，使他得以转危为安。

反动矿局此计不成，又以伪军营部的名义张贴布告，悬赏捉拿蒋先云。说“凡拿获解部者，赏洋一千元；来部引导，因而拿获者、赏洋五百元”等等，以期阴谋必要杀害蒋先云而后快。但都被一一被识而失败了。最后反动当局无计可施，只得答应水口山工人罢工条件而使水口山工人赢得完全胜利。

在庆祝罢工胜利的大会上，由全权代表蒋先云宣布罢工胜利的经过和条件。最后，会上三呼万岁：“工人万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万岁！”并游行而结束。

由上可见，早在二十出头的青年时代，蒋先云在投身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中，他就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和享有威望，成为朝气勃勃的青年革命家。

黄埔军校时期

正当蒋先云在湖南衡阳、安源、水口山等地崭露头角、名声广传之际，适遇孙中山首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由两党先驱者们积极酝酿而逐步实现，并决定仿效苏俄红军经验，建立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材的革命军官学校。于1924年6月在黄埔港一个四面环水的长洲岛开办。

黄埔军校的学生和教官是国共两党依靠地方党组织，采取公开与秘密的两种方式，招收革命先进的军官和青年来校报考而取录的。如湖南地区就先后多批招来蒋先云、陈赓、宋希濂、郭一予等青年经过考试取录的黄埔一期生。那时从各地招来的学生考试都很严格，一般是各地两党组织自行初试，送经上海中转站复试，到广州再经总复试方正式取录。以期经过革命培养，成为武装革命的高素质的军事骨干。

由于蒋先云在衡阳读书时早在投身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经受不少政治锻炼，受到不少革命的思想熏陶。所以他到军校学习和考试都得心应手，成绩优秀而独占鳌头。

据一期同学宋希濂等多人的回忆：当年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是蒋先云连得第一。这就恰如科举时代的学人士子经历县试、省试、京城会试能连中三元而得到金榜题名第一的状元一样，校长蒋介石得知蒋先云的出色表现也特别高兴。

据周恩来说：“蒋介石也因此把蒋先云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从此，他们二人结下不解情缘，备受重用。当时按照国共两党合作的决策：在军校里是要求师生们一律参加国民党的。因此在军校里就有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有国民党参加共产党，成为跨党党员。由于蒋先云进校前已参加共产党，也遵照学校的决定参加国民党，成了跨党党员。由此他成了国共两党都倚重的骄子，师生敬重的宠儿，一面扬威军校内外的旗帜。

军校开学之后，来自各地的共产党人都朝气勃勃，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由中共粤区委委任蒋先云为第一任书记 ，陈赓、杨其纲、王逸常等三人为干事、直接受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他们从此为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马列思想和发展组织做了开创性工作。

为了壮大军校革命声势，蒋先云还发起成立包括校内两党青年及驻守南粤各地的湘、粤、滇、桂军中的青年而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号召会员们实行“救国救民救自己！”发出“团结即是力量、联合即是幸福！”的呼声；高喊“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顿时，广州地区的两党革命军人与青年都纷纷参加，响应各项革命活动，会员发展到二千余人。于是，从最初原定称“青年军人代表会”也改名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随即召开代表大会选出了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公推蒋先云为常务委员（主席），国民党人贺衷寒为秘书。也出版了会刊《中国军人》和《青年军人》，都由蒋先云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刊内的文章作者如湘耘、巫山等，也是他的化名。这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青军会，曾为军校开创和两次东征发挥了积极作用。

黄埔一期学生在校的学习和训练，是采用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实行边学习边打仗的快速方法培养成材的。在开学不久，一期学生就走出课堂，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学生刚毕业，多数都派入军校教导团担任下级军官和战斗骨干。使军校与军队实际结成统一的战斗整体。那时在军校里的教官和学生们济济一堂，平时在课堂上教学是师生，在战时走上战场则是官兵，校长就是司令。

蒋先云由于得到两党领导的器重，所以在军校和军队中都长期担任各种重要职务。首先是蒋介石调他在自己身边，任校长秘书，一次东征军的参谋秘书；又先后是周恩来属下校政治部，东征前方政治部的秘书，连、营党代表，二次东征军的第七团党代表等。国民党内，在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仍与张治中等九人一起受选为执行委员，参与工作。

由于校里的青军会与孙文学会两派斗争与纠纷已越演越烈，蒋介石下令取消两组织之后又以校长的名义在“《广州民国日报》”署发成立黄埔同学会第一号公布，委出以蒋先云名列第一。 包括贾伯涛、曾扩情等九人为筹备委员。负责促成一个能团结两党师生的同学会。

在同学会选举代表之日，据关巩《黄埔同学会成立经过》一文所说，“蒋（先云）同志本以欲赴前方为理由，自己声明不受选 ，而免了担任会中领导职务。但仍推选他为监察委员之一”。这反映了蒋先云实在成为当年黄埔俊秀群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在此之前，自蒋先云受任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首任书记后，在共产党内则始终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军校和军队中从事促进团结，排解两派纠纷的工作。

1926年7月北伐进军开始，黄埔军校经历扫除军阀，统一广东历次战斗，以第一军为核心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已扩建成八个军。在战斗中成长的师生不少成了的各级将领和骨干，以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备受黄埔师生及官兵所景仰的蒋先云也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总司令侍从秘书。军中颁发的宣言和文告，不少都出自他的手笔。同时，又相继兼任军中补充（警卫）团第五团团长，湖北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第二次北伐第四军七十七团团长等职。，不幸的是，自后在革命阵营中形势逆转，竟出现了一个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对立，共产党与国民党分裂的严峻局面，蒋先云要挽救蒋介石回到革命阵营是难有可能，他唯有毅然奔向武汉走上新的征途。

东征与北伐时期

蒋先云备受革命重用，享有尊荣，是广有传闻的。可是，他还不甘在司令部里的温室里成长，而要勇于到戎马倥偬、炮火纷飞的战场，冲锋陷阵，屡立功勋！

在第一次东征的淡水之战，是黄埔出师首战告捷的揭幕战。正当校军进抵淡水城边，实行扶梯爬墙攻城时，有十名党代表奉命率队冒着激烈炮火冲锋。是时国民党人蔡光举最先中弹倒地。近在蒋介石身边的蒋先云便抢先奉校长之命上前，在炮火炽烈的战地为他扶侍治伤。

蔡光举在伤重临危时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这是黄埔东征军第一次实行两党成员为攻城破敌而安危与共，救死扶伤的实例，蒋先云为此首树风范，获得师生们的一致赞扬。

正当东征胜利，正要扩大战果之时，却有滇、桂军阀阴谋叛乱，霸占广州，后方告急。校军被迫撤离东江、回师平乱。蒋先云奉命担任营长，直趋广州而来。他率领校军前锋走在前头，并统领城区工人武装纠察队，郊区农民军，最先联合抢占城东广九车站，并亲自率领尖兵强攻滇军总指挥部。

当年目击者说：“那时蒋先云跃先端着枪、喊着：‘同志们，冲啊！’的口号，率领工农兵大队人马、冲倒滇桂军设置的铁丝网，终而占领了滇军总指挥部，为打倒滇桂军阀立下大功。

平定杨刘之后，又遇广州人民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举行示威游行。周恩来特别派出蒋先云为校军营长，率领党军第二、四、七连官兵参加东教场群众大会，然后出动参加群众游行。岂料当队伍走到沙基街时就遇上沙面帝国主义侵略者官兵开枪疯狂扫射。曹石泉等黄埔官兵与入伍生数十人当场中弹倒地，血肉横飞。先云也被枪弹炸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不顾个人安危而英勇地以救护百姓为己任；也不甘自匿而置游行群众于不顾。于是一面严令所属监视敌方行动；一面掩护群众转移安全地带。

蒋先云自己则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至廖夫人（何香凝）何师长（应钦）闻讯赶来，作出指示后才率队归营 。自始至终，表现英勇果敢坚贞不屈的黄埔精神。

攻克“天险惠州”之战，是剿灭陈炯明老巢，肃清军阀残余杨坤如，最后统一广东之战。是时黄埔党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命何应钦与周恩来分任军长和政治部主任，先云又马不停蹄，肩负军事与政治的双重任务，调任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10月中旬，强攻“天险”惠州城的战斗打响了。

蒋先云所部第七团，奉命直插城西的小西门和南门城边，伺机待命爬墙入城巷战。据校史记载：是日蒋先云一手举着盒子枪，一手握着指挥刀、带着所属敢死队冒着敌军炮火扶梯登城，与守城敌军士兵开展肉搏战，因此他多处被刺伤，血流不止，在颊上留下伤疤，为人所见，赢得了“青年军人楷模”的称号。

在1926年7月出师北伐的进军中，黄埔师生以长胜之师，从广州誓师出发，不到一年就饮马长江、连克长沙、武汉、南昌、南京、上海、福州而雄据祖国东南各省，击溃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数十万大军扬威天下、使黄埔军校的声威到达新的高峰。

在此期间，为了攻占孙传芳巢穴南昌，却经历最艰辛的“三进两出”的恶战。据当年蒋先启《先云史略》一文所说：“是时蒋介石亲临南昌前线督战，但遇到孙传芳大军突然包围了战地指挥部，蒋介石陷入重围而危于旦夕之中。只因侍从秘书蒋先云从容应敌，情急智生，首先自己孤军拒敌 。然后指示警卫团掩护总司令安全脱险”，他因此在这次“救蒋”战斗中赢得“突破重围，火线救主”的战斗殊荣，带动了全军士气为之一振。而总司令与秘书在炮火中安危与共，生死相依的同袍之义，也传为北伐军中的美谈。

就在1927年1月，在两党公开决裂之前，蒋介石以北伐军得胜将军的威风，率司令部军政要员从南昌乘军舰到武汉视察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与进驻武汉的国共两党要员都前来码头迎候，盛况开前。蒋介石在鸣放礼炮101响声中徐步登岸。更有蒋先云身佩指挥刀第一个率军乐队为前导；指引大队司令部人马沿路接受三十万市民夹道欢迎， 从此总司令与秘书的名声更广传天下了。

国共分裂之际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黄埔师生声威大震之时，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北伐战争理应乘胜前进，扩大战果。无奈是时革命阵营内部分歧已日形严重而公开化，黄埔两派师生的斗争正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

蒋先云深知国共两党是坚持团结合作还是半途夭折，势将关系整个北伐战争和黄埔军校的成败。因此他依靠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器重和信赖仍旧毅然肩负两党两派赋予的使命；利用他们二人既矛盾又合作的关系，勇于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革命派与顽固派之间为调和矛盾，消除内斗，挽救革命而作出不懈的努力，因而总能赢得师生们的支持与拥戴。

蒋先云先后频频奔走于广州、汕头、南昌和武汉之间，为了沟通误会，求谋团结，解决纠纷而充当使者和桥梁。对校内校外的顽固派则开展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斗争。

早在军校六月开学不久，戴季陶于七月底就在校里写下留言。说“此地(黄埔)不可久留 ”，对校长蒋介石不辞而别。然后从上海来信说：“兵凶战危，复舟以此，载舟亦以此。操之为难，恐倍于他业”。并去函汪精卫，胡汉民和许崇智等人，劝以勿受“cp”挑拨。“其目的是要搬弄是非，反对两党合作，制造两党不和。”“还把孙中山说成是我国古代周公孔孟思想的继承人等等，周恩来面对戴季陶的思想言行就研究设计一幅表现他背着孙中山塑像走入孔庙，而赢得洋人，军阀财主拍手称快的讽刺漫画， ”还翻印出来，由蒋先云组织学生广为张贴。生动地给戴季陶以辛辣的揭露和批评，以求戴季陶收敛其反共行为。

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自称是右派学生的后台。他唆使学生秘密监视和偷听进步学生开会，窃取共产党人文件。身为中共支部书记，对他的破坏团结，伤害两党交情的行为忍无可忍，于是就出面向蒋介石当面告发。王柏龄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只好靠蒋介石阳奉阴违地在师生的唾骂声中过关而已。

以上戴、王等人在校内挑起的争端，虽然是以个人对个人的形式反映出来。实际是他们背离了两党合作的精神，为党派纷争而公开冲突的反映。顽固派在早期斗争中无疑是“斗输”了。但他们不是知难而退而是继续搞分裂活动。王柏龄拉拢贺衷寒等纠集一批右派学生成立孙文主义学会。

这样，在军校里，就先后成立了以蒋先云为主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另一个以贺衷寒为会长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们二人本是最早青军会的筹备委员之一，分别受推为主席与秘书。是时竟成了互为对立，各树旗号的学生头人。

以两会成立为标帜，军校首先分裂的序幕就此揭开了，两派师生之间的斗争也骤然升级。群众性的打斗与论争，不时在学生宿舍、课堂、饭堂和社会公共场所爆发起来。

青军会与孙学会分别有《中国军人》与《国民革命》等会刊和宣传品，也各自撰文掀起骂战！你说我：“赤化”；我说你：“反动”。

文斗不足，又有武斗随后，不一而足。据教官李侠公的回忆：曾有两会成员在大佛寺内开会。是时何应钦先行离场，竟因双方论争而拔枪相向，行将火拼！ 由于熊雄主任及时赶到，才把一场流血事件制止了。在当年维新路头的中央公园和文明路的广大操场，都为开会游行争论排队而酿成群众殴斗。引起报刊哗然，市民大惊，影响极坏。

面对师生的互相倾轧和纷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和周恩来，总是指派蒋先云先行联系及权宜处理。

据一期学生郭一予回忆：时值周恩来在潮汕前线，他获悉后方两派师生吵闹不息，又派出蒋先云回校调解 。他遵行“顾全大局、团结对敌”原则，劝勉同学们各守本份才把矛盾纷争暂时平息了。

蒋介石为调解两派纠纷，促进两党合作而依靠找蒋先云处理的事例也很多。

据载，第二次东征刚结束，在惠州城头，竟有巡夜哨兵为两派论争而酿成流血事件。因事关军事机密不敢对外传扬。他见事态日形严重，乃在汕头乘夜召见蒋先云，要他负责“调和内部事务，解决校内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 ”

在快将出师北伐前夕，适逢共产党人邓中夏、李立三和苏兆征三人分率全国劳动大会，省农民大会及教育界大会出席代表数百人前来黄埔参观和演说。由校长亲临致欢迎词，也派校秘书蒋先云致答谢词。由他讲述依靠工农商学兵团结战斗才取得统一广东胜利的经过，还代表全校学生誓言 “遵照总理遗嘱，服从校长领导，继承先烈未竟之志。”这都生动有力地营造了黄埔军校与共产党人及各界人士团结战斗的决心，为工农商学支援出师北伐，发挥积极作用。

无奈驻军南昌之后，留守后方的师生内讧还在发展，先云只得奉命从总司令部回校会见方鼎英、曾扩情 等人，到军校里发表著名的《在纪念周中的演说》，全文见载十二月《黄埔日刊》。 文里反复劝勉师生们“不要各自拿出主意与主张而引起纠纷，要一致的听从校长主持”，“要无条件的团结起来，努力于国民革命”……可谓苦口婆心，无以复加。

1927年2月，在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集团已貌合神离，其矛盾与分裂正日益白热化时，适逢武汉分校在武昌举行开学典礼，两党要员赴会不少。蒋先云也受指派为北伐军总司令代表，到武汉与孙夫人等一道出席典礼 。他与到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各界人士一一会见。利用这个机会，他又面对左、右两派的上层人士，力陈舍弃两派纷争，团结对敌的主张。他以不偏不倚的中和姿态，强调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革命的精华。若能彼此消除误会，坚持合作、中国的前途是灿烂的。否则，将不堪设想。

又据当年身在党中央的张国焘回忆：蒋先云既向中央和张国焘说明与蒋介石合作的重要性；也向蒋介石进言继续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切实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 。这是有识之士的最高策略，是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完全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样才可以避免历史上党派相残、国人相杀而血染河山的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可见蒋先云作为周恩来所重用的黄埔最早的中共黄埔支部书记及亲信，又是蒋介石宠信的秘书，而长期充当两党两派矛盾冲突之间的使者和桥梁亦堪称不辱使命了。实在可尊可敬，可钦可仰！

公开反蒋与牺牲

尽管蒋先云为黄埔的成长和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与黄埔各期师生还一度掀起了“救校长运动”，但革命形势竟不是按照他善良的心愿发展。

蒋介石终于发动了一场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大屠杀。著名的黄埔师生如熊雄、孙炳文、肖楚女、杨其纲等等，都在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等事件中被逮捕，杀戮于南石头监狱，虎门集中营等地，受害者之众，实以千百计。

要争取蒋介石回到革命阵营已完全无望，蒋先云只有服从需要郑重誓言：“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头可断，革命气节不可丢！”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挂冠而别，与蒋介石一刀两断，秘密潜回武汉中央驻地。这大大激励了革命军中全体将士们的精神，士气为之大振。

返抵武汉后，他受推为黄埔军校各期学生的讨蒋大会主席，到会的党、政、军各界人民团体四十余个，群众三十余万之众，在武昌阅马厂广场举行声讨大会，由蒋先云和中央党部代表高语罕，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和总政治代表李鹤林等登台演说，历述蒋介石种种反共反革命罪行 。

大会并宣读致黄埔全体同学电、讨蒋大会通电等，也亲自担任黄埔各期学生讨蒋委员会监察委员，以期促进讨蒋斗争坚持到底。但自后则革命形势继续逆转。

蒋先云目睹耳闻国共两党公开决裂，互相厮杀的斗争火花，正以星星之火，燎原于神州大地。本以两党合作，生死共赴闻名的革命摇篮黄埔，演成了师生相杀，兄弟相残的悲剧。蒋先云黄埔从戎的崇高理想，竟成泡影；为革命奔走效力的心血也为之白流，心情之沉重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当年真纯革命者们所共有的。而蒋先云还有国民党的顽固派和党内“极左”者责难，讽刺，一时变得好人难做，左右两边不讨好，正是尽得哥情失嫂意。

那时怪话多多、从天飞来。一边是说：蒋先云过去投靠蒋介石是为升官发财；回归共产党是伪装革命；另一边又说：忠于革命是假、忘恩负义是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据当年代蒋先云担任七十七团团长的黄埔一期生孙天放及属下的第九连连长三期生黄伟斌和张国焘等的记述：他回到武汉时期，经常显得怅惘若失。不时表现了苦闷、失望，失意和心绪不定之情。他虽然再三向说怪话者解释，申辩无济于事。虽经孙天放、黄伟斌多次对他劝慰，但总感到啧有烦言、疙瘩难解。于是他决志请缨北伐，到河南对奉军作战以求革命殉职表明心迹。

据同在阵地上的黄伟斌说：“掩蔽身体，发扬火力，”是应该遵循的军事原则。他打了不少胜仗，理应这样做。但他却骑着白马飞入炮火前线带头冲锋。要吸引敌军炮火射向自己。

在这次战斗中，蒋先云身先士卒，策马飞驰直冲敌阵；第一次，枪伤腿部，本可下火线退休，却不顾，指挥如故；第二次，炮火伤其马，人马倒地，亦不顾；第三次，枪伤其胸，流血不止，仆地不起，犹呼喊追敌不止。终由下级官兵强来救护始退，乃气绝殉职！这就是蒋先云最后在河南临颖作战“三仆三起”壮烈牺牲，终而取得完全胜利的经过。

1927年6月8日，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操场，中共中央为蒋先云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武汉国民政府要员，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以及各界人士6万余人参加追悼会，周恩来主持追悼会并发表沉痛讲话，恽代英致悼词，罗章龙宣读悼亡诗……

追悼会后，按照蒋先云的遗言，本来准备把蒋先云和夫人李祗欣合葬于武昌陵园，行国礼厚葬。但先云母亲及亲友强烈要求将灵柩运回新田安葬。北伐军第一纵队司令官张发奎遂派先云生前副官徐懋禄等8名军官，协同其兄蒋先泽护送先云灵柩回湖南省新田县。

蒋先云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终生，做出了卓越贡献，举行国葬实不为过。然而，先云亲属的选择却恰恰相反。让先云魂归故里，这实际上与先云的为人不谋而合。先云一生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用平淡纯真的心态来对待事和人，“托体同山阿”，确确实实是先云人生的忠实写照。

人物轶事

蒋先云从小才思敏捷、聪明过人；1917年，年仅15岁的他跳级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即发起成立“学友互助会”，主编《岳麓警钟》月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被推选为总干事，十分活跃，是当时公认的湖南学生运动领袖；1921年初，他又组织成立革命团体“心社”，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新文化运动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0月，蒋先云向刚从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归来专程赶到衡阳的毛泽东汇报湘南革命活动情况，同年冬由夏曦、夏明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湘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1922年春，蒋先云以优异成绩从第三师范毕业，同年夏受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协助李立三参与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任文书股长，后来又担任安源党支部负责人，与李立三结下深厚情谊，安源罢工胜利后，经李立三介绍，蒋与李的小妹李抵欣恋爱结婚，两家关系进一步加深。9月中旬，蒋先云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领导发动了14000多人参加的安源路矿大罢工。11月又赴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组织工人俱乐部，12月领导发动了3000多人参加的水口山矿工大罢工，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当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曾高度评价说：“水口山铅锌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路矿”——蒋先云时年仅20岁。

1924年春，著名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招生，吸引了全国一大批有志青年踊跃报名。蒋先云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选派（当时蒋因组织工人罢工，而正被北洋政府悬赏通缉），经毛泽东、夏曦、袁达时介绍投考黄埔军校。当时考试要求非常严格，报考者要经过初试、复试、总考试三关，先在全国19个省区进行招生初试，然后再到上海、重庆等市进行大地区范围的复试，合格后方可到广州参加总考试。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负责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并负责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考生复试工作，这也是为什么黄埔一期湖南学生最多的原因之一吧。

总考试包括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在1200余名考生中，蒋先云名列第一。非但如此，从入学开始一直到毕业考试，蒋先云囊括了所有科目成绩的第一名，创造了黄埔军校史上一项“后无来者”的奇迹，在校其间他还潜心钻研古今兵法，“学术两科，冠于全校”。无怪乎廖仲恺惊叹他是“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这在中外军校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无独有偶，也许只有当年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创下的纪录才可与之比肩。更不可思议的是，蒋先云不仅成绩优异，而且爱好广泛，社会活动频繁，是无可争议的学生领袖，正如他当年的同学回忆时所感叹：“蒋先云犹如恒星一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他是天然的领袖，好像天生就是人中龙凤。”

1924年8月，在中共广州地委（后又改为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的领导下，第一个黄埔共产党支部成立，蒋先云当选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在中共党史上，中共黄埔直属支部的地位和作用是非比寻常的，在我党早期为数不多的党员中，许多党员都集中到了黄埔军校，且多是各地区的精英骨干。蒋先云能从中脱颖而出，也足见他出类拔萃的领导活动能力和党组织对他的充分信任。

在当时国共两党争夺优秀青年人才异常激烈的情况下，黄埔党支部从600百多名在校学生中发展了80多名共产党员，著名的有周士第、徐向前、张际春、袁仲贤、王尔琢、左权、蔡申熙、孙德清、唐澍等，还有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李默庵等，可谓人才荟萃。1925年1月，蒋先云又与李之龙、贺衷寒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原定名为“青年军人代表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即主席）。“青军会”发展迅速，成立仅两个月会员就达二千多人，一年半后竟增至二万余人。可以说蒋先云功不可没！后来从黄埔军校走出了许多共产党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蒋先云等人的宣传鼓动和思想灌输分不开的。

蒋介石曾声言：“将来革命成功后解甲归田，黄埔军校这些龙虎之士只有蒋先云才能指挥。”也并非是耸人听闻、夸大其词！

蒋先云不但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相貌英武、勇气过人。1925年初蒋先云毕业留校后，担任校长蒋介石的秘书，2月“小蒋”随“老蒋”参加第一次东征，两次负伤； 6月在广州平定“杨刘”叛乱中，只身带领一个连冲进市中心，占领了滇军总指挥部，立下奇功；8月又参加第二次东征，已担任第1军3师7团党代表的他在三次负伤的情况下，亲率敢死队一举攻占了惠州城，再立新功。

蒋先云虽深得蒋介石的钟爱和青睐，并被迅速提拔跃升，黄埔众学子无不羡慕，但他却信仰笃定、刚正不阿，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以“中将教育长”的职务诱导他脱离共产党，而具有双重党员身份的蒋先云却第一个公开声明脱离了国民党。

1926年7月，蒋先云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部秘书，旋又任补充第五团团长，转战粤、湘、赣、鄂，在攻打孙传芳老巢南昌时，时蒋介石亲临前线督阵，却遭敌包围危在旦夕，小蒋孤军迎敌掩护老蒋脱险，赢得了“突破重围，火线救主”的战斗殊荣，一时传为佳话！

蒋介石深爱蒋先云之才，数次派人力邀蒋先云，许以其担任嫡系第1军第1师师长的要职，但前提是“必须发表退出共产党的声明”，蒋先云却不为所动，拂袖而去，1926年底毅然离开蒋介石，来到革命中心武汉，在时任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的领导下又从事工运，并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刘、蒋素有旧交，合作得也很好。而老蒋并不善罢甘休，甚至在报纸上别有用心地刊登自己与小蒋两人的合影，企图用离间计断其后路，归附于他。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兼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张国焘果然表现出对蒋先云的不信任了，对蒋进行立案调查并恶语相伤，张国焘甚至对人讲过“他（蒋先云）要不去投靠蒋介石，我不姓张。”的话来！让蒋先云非常心寒和苦闷。结果是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但组织上也不信任重用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彻底反共，15日武汉召开30万人声讨蒋介石大会，蒋先云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讨蒋演说，表明自己与老蒋彻底决裂的心迹。

1927年4月19日，时年25岁的蒋先云满怀一腔热血和革命情怀，又投入到第二次北伐战争，并被任命为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兼党代表；5月28日，蒋先云率部在河南临颍与奉系军阀激战。初左脚中弹，带伤跨马，手举军刀，率队冲锋。然再次中弹，人马俱翻，仍高呼不绝：“冲锋！冲锋！向前杀去！”并对师长说：“我蒋先云不捉住张作霖，决不下火线！”最后不顾师长劝阻，又让士兵护卫重跨战马，向前冲锋，卒被弹片击中，死在战场。其时情形感人惨烈之深！是役，我国民革命军仅2个师兵力，而奉军有7个多师兵力，还动用了坦克大炮甚至毒气，少帅张学良撤换军长1人，杀掉旅长1人、团长3人，最终还是溃败。战后《向导》报文章称赞蒋先云道，“临阵负伤，三仆三起，仍追敌不稍退，这是何等的勇将！”

蒋先云，这颗黄埔军校最耀眼的明星，一个本可以成为共和国元勋的天才将领（或许能成为“中国的麦克阿瑟”），如同灿烂流星划过黑暗夜空一般，就这样凄美地过早地陨落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选择了一条杀身成仁似的告别方式，也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和怀念！

人物年谱

1902年8月17日（农历7月14日） 蒋先云出生于湖南省新田县大坪塘村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

1913年 蒋先云入本村保合小学读书。

1917年 蒋先云以优异成绩越级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1918年夏 蒋先云联络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一班学生夏明翰等秘密组织群众团体“学友互助会”。主编《嶷麓警钟》月刊，宣传新文化运动。

1919年6月17日 蒋先云发起成立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明、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湘南学生联合会，当选为联合会第一届总干事。并与夏明翰、黄静源等发动和组织了湘南25个县的学生罢课运动。

1920年8月 蒋先云与蒋啸青负责创办了“三师书报贩卖部”。用马克思主义启迪教育学生。

冬 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蒋先云与黄静源等在长沙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3月 蒋先云发起组织衡阳爱国学生的革命团体“心社”。“心社”章程明确规定以“牺牲个人乐利，图谋群众幸福”“改造自己和改造社会”为宗旨。

10月 蒋先云经毛泽东介绍，与夏明翰、黄静源、蒋啸青等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 蒋先云受中共湘区委指派到江西安源协助李立三从事工人运动。

5月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任俱乐部主任，蒋先云任党支部书记兼文书股长。

9月上旬 蒋先云向毛泽东汇报了“五一”游行情况，俱乐部前段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人要求罢工的激昂情绪。毛泽东对罢工的组织准备工作作了周密部署。

14日凌晨 蒋先云同刘少奇、李立三领导了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迫使局方在18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13条要求，取得了罢工斗争的巨大胜利。

11月22日 应水口山矿工人代表的邀请，蒋先云受中共湘区委指派与谢怀德从安源到常宁水口山矿开展工人运动。

27日 水口山3000多工人集会庆祝俱乐部成立，蒋先云任党支部书记兼俱乐部主任。

12月5日 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蒋先云担任同矿局谈判的全权代表。罢工持续了22天，矿局于26日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18条要求。

1924年3月 经中共湘区委推荐，蒋先云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4月28日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学考试放榜，正取生350名，备取生100名，蒋先云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编入学生第一队。

8月初 蒋先云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

11月30日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考试，蒋先云取得第一名。被选派黄埔教导一团一连任党代表。

1925年2月1日 以“联合军人，挽救时局”为宗旨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大会，蒋先云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即主任委员)。

2月上旬 蒋先云跟随周恩来出师东征，负责政治处宣传及组织民众的工作，争取了地方农民自卫队的有力支持。3月底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重大胜利。

5月 蒋先云调任蒋介石侍从参谋。

6月 蒋先云兼任国民革命军一师二团二营代理营长。

20日 蒋先云奉命率部回师广州，参加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

23日 蒋先云奉命率部参加广州各界人民援助上海“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亲历“沙基惨案”，愤怒地写下了《6月23日沙基惨案报告》，在《中国军人》刊物上公开发表，以铁的事实对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9月28日 蒋先云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

10月 蒋先云奉命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攻打惠州城大战中，组织并带领敢死队攻克了号称南中国的第一天险——惠州城。

冬 蒋先云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 蒋先云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 蒋介石许以高官，再三诱令蒋先云退出共产党。蒋先云毅然答道：“我是共产党员，永做共产党员，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5月10日 第三次全国劳动暨广东省农民协会、教育代表大会代表千余人到黄埔军校参观。军校为三会代表举行盛大欢迎会。会上，蒋介石致欢迎词，蒋先云代表军校同学致答词。

23日 军校选举第四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蒋介石为主席，蒋先云、张治中等九人为执行委员。

30日 黄埔军校派出师生参加广州东校场举行的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大会。蒋先云在会上发表演说。

6月16日 黄埔军校校友会举行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及东江阵亡烈士墓落成典礼。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蒋先云作《本校烈士事略》报告。

27日 黄埔同学会成立，蒋介石任会长，曾扩情为秘书，蒋先云为监察委员。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典礼在广州北校场举行。蒋先云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总司令部颁发的宣言和文告，多系先云手笔。

蒋先云被授陆军少将军衔。

8月 蒋先云因患目疾回新田诊治。期间，他一面养病，一面组织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多次在大坪塘和县城发表演说，亲自点燃了新田南乡农民革命运动的烈火。

9月 蒋先云离别家乡回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时驻长沙)兼任第五补充团团长。

11月 蒋先云随军攻克南昌，期间，蒋先云率警卫团冒死救出蒋介石后，蒋介石又以“第一师中将师长”的高官诱令蒋先云退出共产党，遭蒋先云拒绝。

26日 蒋先云到上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汇报工作。

28日 撰写了《给蒋介石的信》，转述陈独秀意见，劝说蒋介石认清革命前途，不要怀疑共产党。要十分信任共产党。免使国共联合战线继续遭受损失。

1927年2月12日 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6000余人参加的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董必武、吴玉章、孙科等出席了大会，蒋介石委派蒋先云到会致训词。

3月 蒋先云毅然与蒋介石不辞而别，离开南昌来到当时革命中心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武装部长兼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

在武汉期间，蒋介石多次派人和电邀蒋先云回南昌，封官许愿，被先云严词回绝道：“官可以不作，而命不可不革”。

4月23日 武昌阅马场举行30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蒋先云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作报告、历诉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声讨蒋介石。

5月7日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蒋先云由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

同日 蒋先云向全国发表《敬告本团官佐》的公开信，阐述他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要求和能坚忍、能牺牲的精神。

中旬 蒋先云率全团官兵，离开武汉开赴河南。

28日 北伐军与奉军主力决战于河南临颍。是日，北伐军全线出击，蒋先云身先士卒，率全团官兵冲锋在前，奋勇杀敌，最后身负重伤，英勇牺牲。

蒋先云牺牲后被追谥为中将军衔。

6月8日 周恩来亲自在武汉主持蒋先云烈士追悼大会，恽代英亲致悼词。 

人物评价

蒋先云

曾是红透了黄埔军校的一期高才生，“黄埔三杰”之首，他以其卓越的才能，成了国共两党合作与交往的桥梁；在承上启下，出谋定计，沟通信息和促进团结合作，发挥过无可代替的作用。

在黄埔从戎的前后，蒋先云历来都以姣姣者的骄姿，作出卓越的表现的，从而得到乡亲、同学、战友和官兵们的赞佩，进入军校以来更为突出。

蒋先云短暂而悲壮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从早年学生运动的领袖，工人运动的斗士，到后来黄埔军校的奇才，北伐战争的名将，几乎每时每刻，无不光彩夺目！他既算毛泽东的得意门生，又是蒋介石钟爱的学生，出众的人品和才华，也使他成为国共两党争相邀宠的人物。

可惜的是，当年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国焘革命热情高昂，却对于国共合作本就持有不同意见，对黄埔诸士也无恻隐之心，且与周恩来矛盾犹深，故对蒋先云、李之龙这等恃才傲物的黄埔英才素无好感，张国焘后来到鄂豫皖苏区，对许继慎、曾中生、蔡申熙等黄埔出生的将领也甚为反感，打击迫害者居多，很难说是完全处于公心！

“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蒋先云，一个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又具有新思想的革命青年，胸怀远大抱负，追求个人理想，且不被高官厚禄所诱惑，不为权贵势力所屈服，文韬武略，堪称全才，真可谓天之娇子，人中龙凤；纵然拼个饮血沙场，也换得一世青名！是会让共和国历史深深铭记的！也是我们青年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蒋介石对蒋先云甚为看重，在黄埔军校时他就曾声言：“将来（我）革命成功后解甲归田，黄埔军校这些龙虎之士只有蒋先云才能指挥”；其后他数次殷切拉拢蒋先云，许以各种高官厚禄，但蒋先云不为所动。

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徐向前，在回忆他们二人在黄埔军校生活时说：“蒋先云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为青年军人的模范。”

郭沫若追述他们在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岁月里，也自认：“蒋先云比我强。 ”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张国焘当年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与蒋先云有很深的友谊。他从中熟知“蒋介石与中共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他办理的”，又说：“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成为国共两党之间，一道直接协商的桥梁。 ”

周恩来对他在政治与军事的本领也极力称赞，说“蒋先云是个将才 ”，长期委以驻职黄埔的重任。

国民党将军张发奎在蒋先云牺牲后为《汉口民国日报》撰文评论“蒋先云是一位冲锋陷阵，百战百胜的将军 ”之后，也同声赞美“此种健儿，天下能有几人？ ”之憾。

人物纪念

192

7年6月8日，周恩来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主持蒋先云追悼会并发表沉痛讲话，恽代英致悼词，号召“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道路前进！”

罗章龙为蒋先云撰写悼诗：“东南北战斗犹艰，战士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颖路，中原忍见将星残。”

郭沫若在蒋先云牺牲后曾撰文《蒋先云的诗》，在文中他这样说：“先云战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从此不死了。我本来想做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但我觉得我们有时间性的文章不足以纪念超时间性的烈士。足以纪念烈士的，只有他自己生前的行动，生前的言论。”

“青年人是有好胜的习气的，他当然也不免。”

“先云是最爱惜士卒的。他率领士卒有一种天才的手腕，无论怎样的新兵，只要经他训练一两礼拜，使人人都变为效命……如此将材，竟而早逝，我们为革命的前途，不能不深致悼念。” 

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198期也刊登了题为《悼蒋先云同志》的悼词。

蒋先云牺牲后，遗体由其兄蒋麓山和侄儿蒋方正运回家乡，葬于家族墓地，墓位于大坪塘乡大坪塘村境内，高1.5米，长4米，坐东朝西，1946年同姓亲族为其立石碑；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新田县委、新田县人民政府把蒋先云烈士墓列为德育教育基地；2011年蒋先云故居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0月24日，新田县在举行“蒋先云烈士故居修缮工程开工典礼”活动。 

1984年，蒋先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徐向前在其回忆录里，称“蒋先云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为青年军人的模范”，并题词：“蒋先云烈士永垂不朽！”现存于新田博物馆；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肖克同志为蒋先云故居题词“蒋先云烈士纪念馆”。

人物生平

陈赓于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1909-1911年就读于本村私塾，1912年进入谭家祠堂私塾就读。1915年进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年[未毕业]。

1916年投笔从军，编进湘军鲁涤平部第6团2营当兵。1916-1920年，参加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赵恒惕，“护法”之役，湘鄂之役等战役。[1916—1920年，由2等兵升至上士。] 

1921年，从岳阳脱离军队到长沙，一边在粤汉铁路湘局作办事员，一边进入补习学校和业余中学继续学习。并在长沙参加“青年救国会”等群众团体，积极从事反帝爱国活动。 

1922年进入毛泽东同志倡导开办的自修大学，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有了较密切的接触，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经武汉沿长江到上海，并曾在上海大学旁听。 

1923年2月，参加湖南“27”惨案的罢工和示威。1923年6月1日，任“湖南外交后援会”执行委员，参加反日斗争并负伤。1923年12月考入广州进陆军讲武学校。1923年2月前往广州进陆军讲武学校。1923年5月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1期，1923年10月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1923年11月黄埔军官学校毕业。

1925年留校任黄埔军校第2期入伍生连连长，第3期本科副队长。1925年5月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役。1925年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制造“沙基惨案”时，参加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战斗。1925年6月29日在省港大罢工中，被派往省港罢工委员会，参与训练工人纠察队的工作。1925年8月2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暗杀，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积极捉拿凶手。1925年10月参加第2次东征战役讨伐陈炯明。 

1926年3月任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7连连长。参与领导左派学生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跟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26年3月2日国民党右派制造“中山舰事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与蒋介石面对面地进行斗争。1926年5月1926年5月，国民党2届2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党务整理案”，要求国民党内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陈赓坚决反对退出，公开其共产党员身份，并声明脱离国民党。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参加北伐誓师。1926年9月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 

1927年2月从苏联回到上海。1927年3月前往武汉，在北伐军第2方面军任特务营营长。1927年4月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5月在汉口与上海代表王根英结婚。1927年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后，被迫将特务营交出。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1927年8月24日在贺龙同志的第2军第3师第6团第1营任营长，在会昌战斗中左腿负伤。1927年10月起义军撤离潮汕后，经香港转往上海，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 

1928年-1932年，化名王庸，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并在1931年6月由中央特科派往天津工作。 

1931年9月被派往鄂豫皖红色区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3师318团团长。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被凋任第12师师长。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3次反围剿作战。 

1932年6月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9月调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战斗中右腿负伤。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行至豫南地区，离队潜往上海治伤。1932年11月到上海又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1932年在上海中央局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曾两次会见鲁迅先生，讲述鄂豫皖苏区军民的斗争事迹。 

1933年3月24日在上海被捕。1933年5月从南京逃出，被派往中央红色区域，任红军第1步兵学校即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 

1935年5月1日率干部团巧渡金沙江，一举飞越皎平渡。1935年8月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调任红一军团工作。1935年9月，红一、三军团在甘肃哈达铺改称陕甘支队，任第13大队队长。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任红军第十三团团长。1935年11月率部参加直罗镇战斗，第3次负伤，弹穿左手拇指。1935年12月任红军第一师师长。 

1936年3月红军东征，率部进军山西，转战同蒲铁路沿线。1936年6月率部回陕北后参加西征，协同兄弟部队解放甘肃、宁夏地区。1936年10月8日红二、四方面军进抵甘肃的静宁、会宁地区，结束长征；并在会宁城关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1月率部参加山城堡战斗。 

1937年2月进延安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2期学习，并兼任第1队队长，7月调往红311军工作。1937年7月22日至25日参加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银川西南之平羌堡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1937年8月6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各部到陕西3原地区集结待命。7日，率红311军从驻地甘肃镇原县出发，于8月下旬到达3原城西的石桥镇地区。1937年9月4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37年9月6日129师在陕西省3原县石桥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任阅兵总指挥。1937年10月7日率部渡黄河进入山西。1937年10月16日率部进抵平定以东地区，执行侧击西犯娘子关日军的任务。1937年10月22日率部夜袭井陉、旧关间的长生口，一战而解旧关之危。1937年10月25日刘伯承师长向陈赓旅长指示作战方法；（1、以我小部队应付日军大部队，而以主力打它的小部队；2、大力破袭铁路交通线；3、加强对日军的政治攻势。）1937年10月26日率部在娘子关以南7亘村设伏，歼灭日军2师团辎重部队，毙伤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1937年10月28日率部再次设伏7亘村，歼日军百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1937年11月2日率部在昔阳县黄崖底设伏，歼日军109师团135联队300余人。1937年12月22日至26日率部协同385旅粉碎敌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6路围攻。 

1938年2月22日率部设伏于长生口附近，毙日军130余人，俘井陉警备队长荒村丰谷少佐等5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3门，步枪5十余支。1938年3月，敌人出动兵力3万以上，对晋东南进行9路围攻。率386旅协同兄弟部队，从3月16日起，1个月间进行3次歼灭战：神头伏击战歼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骡马600余匹；响堂铺伏击战毙伤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烧毁汽车180辆；长乐村追击战歼日军2200余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1938年4月中旬率部乘胜追击逃敌，直抵石家庄附近。随即沿平汉线南下，转道清路沿线，袭击了漳河以南、道清路以北地区的县城和车站。1938年5月敌人在道清线放毒瓦斯，在火线中中毒。1938年12月21日率部进入平汉路东，协同兄弟部队转战冀鲁豫平原。 

1939年2月10日率部设伏冀南威县香城固，全歼日军第十师团第40联队的1个加强中队，毙大队长以下200余人，生俘8人。1939年3月7日率部返回太行。1939年4月3日率部与兄弟部队，在黎城县上赵村接受朱德总司令检阅。 

1940年1月19日奉命率386旅主力及18集团军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同薄一波同志率领的决死一纵队会师，统一指挥该区八路军、决死队，迎击蒋阎军的进攻。1940年5月成立大岳军区，任军区司令员。1940年5月5日率太岳军区部队协同太行军区部队发起白晋战役，至1940年5月8日胜利结束，共歼日军350余人，彻底破坏铁路百余里，毁大小桥梁5十余座。1940年7月9日奉令率部反击阎锡山军陈长捷部向太岳区安泽县晋家山的进犯，歼其2400余人。1940年8月至9月上旬率领太岳军区部队破击正太铁路西段、横扫寿阳至榆次间100多里的铁路沿线，予敌以沉重打击。继于9月2日又率部在昔阳县卷峪沟地区，与由榆社、太谷等地出犯日军激战；9月6日在和顺县双峰歼日军1个大队。1940年9月22日刘伯承师长签发《129师基本命令——关于榆辽战役计划》。23日至25日，率部强攻榆社县城，全歼守敌。敌在榆社放毒瓦斯，身临火线，中毒数次。1940年9月30日率部协同385旅在榆社红崖头、关家垴地区将由武乡东援之敌600余人包围。激战2日，歼敌300余人。1940年10月3十日率部协同兄弟部队在武乡关家垴将日军岗崎大队500余人包围。歼敌400余人。在战斗中，772团第1连多次出击与敌进行反复肉搏，最后伤亡仅剩3人，仍坚持战斗。在总攻时，所属部队协同友邻向关家垴阵地之敌连续攻击18次，与敌反复肉搏多次，表现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战斗气概。 

1941年3月敌人开始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经常对解放区大举扫荡。1941年5月19日奉命率部向洪洞北侧同蒲铁路侧击，以配合晋南友军作战。1941年8月奉集总命令，以386旅、决死一纵队、212旅及决死二、三纵队一部组成太岳纵队，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1941年8月6日奉命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设立太岳行政公署。1941年10月3日日伪军3万余人，对太岳北部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根据军区指示，率领太岳军民以游击战困扰敌人，将主力适时转到外线，乘敌疲惫懈怠，在安泽县疙瘩沟、沁源县将军沟，连续予敌以痛击。 

1942年10月敌占沁源。1942年12月，指挥部队一部配合民兵围困沁源。 

1943年6月，亲自到沁源围困斗争前线视察，并向参加围困斗争的军民提出“1天杀1个鬼子”的战斗号召。1943年9月，听取了围困斗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坚持围困斗争到底的指示。这次围困直至1945年4月11日，坚持战斗3十个月，沁源宣告解放。 

1943年11月离太岳区前往延安。1943年12月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4月参加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25日，由延安飞抵太行，随即返部。1945年9月7日，太岳区红军主力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任纵队司令员。1945年9月7日太岳区我军主力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任纵队司令员。1945年9月10日至1945年10月12日率部参加上党战役。太岳纵队共歼敌1万4千余人，活捉阎军第19军军长史泽波，炮兵司令胡三余等将官多人。1945年10月17日根据晋冀鲁豫军区命令，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组编为第四纵队，任纵队司令员。 

1946年2月14日，打击第13集团军进犯侯马，迫使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签订晋南停战协议。1946年2月至6月作为太岳部队代表，前去临汾、太原参加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工作。1946年7月胡宗南部大举进犯晋南，率部于13日至16日在闻喜、夏县地区歼敌第311旅并予敌第167旅以歼灭性打击。1946年8月9日至9月1日斩断同蒲中段，歼敌第319师、第619师等部1万2千余人，解放5座县城。1946年9月3日，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通令嘉奖太岳纵队在同蒲作战中英勇善战，纪律严明。1946年9月22日至24日在临汾、浮山间歼蒋军胡宗南部精锐部队。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各部队首长发出《关于陈赓纵队作战胜利通报》，高度评价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和陈赓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向太岳纵队致敬》社论；29日，晋冀鲁豫军区嘉奖太岳纵队临浮战役歼敌第1旅的胜利。以后，刘伯承司令员在1次晋冀鲁豫边区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关于自卫战争形势的报告中说：“同蒲打得很好，中央夸奖说是出乎意料之外。”1946年11月至次年1月率部策应保卫延安，配合晋绥部队进军吕梁地区。11月24日至1月3日发起晋西南战役，解放城镇3十余处，歼敌万余人；1月17日至29日发起汾孝战役，又歼敌1万6千余人。 

1947年4月4日至5月12日指挥第4纵队与太岳军区部队发起晋南反攻作战，歼敌1万8千余人，攻克县城22座。1947年7月前赴陕北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小河会议。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令刘邓野战军主力跃进大别山；陈赓兵团挺进豫陕鄂；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陇海路，进至豫皖苏地区。遂由第4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第318军组成陈赓兵团。1947年7月27日中央电示陈赓兵团组织前委，以陈赓为书记。1947年8月2日-8月3日，率部分由平陆茅津渡及济源官渡、青河口横渡黄河天险，截断陇海铁路。1947年10月下旬，歼敌3万余人，解放县城15座。1947年9月13日中央军委电贺陈赓兵团歼敌新1旅及攻克卢氏等城的胜利。1947年10月29日率部发起伏牛东麓战役，解放县城十座。1947年11月29日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成立。1947年12月13日至12月30日率部配合华东野战军一部出击平汉线，解放县城23座，歼敌2万余名。陈赓兵团歼敌1万余名，破坏铁路400余里。12月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贺平汉、陇海大捷。 

1948年1月25日在叶县的旧县镇主持召开兵团前委扩大会议，总结5个月以来的工作。讨论了根据地建设和新式整军等问题。1948年3月14日率部协同华野一部解放古都洛阳。194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电贺解放洛阳。1948年4月5日率部再克洛阳。5月指挥所部及兄弟部队发起宛西战役；协同兄弟部队发起宛东战役。1948年6月12日中共中央电贺宛西、宛东、江汉3次大捷。1948年8月23日南征，兵团共作战245次，歼敌11万余人，解放城市511座，解放人口近千万，建立了豫陕鄂解放区。1948年10月22日率部协同兄弟部队解放郑州。194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电贺郑州解放。1948年11月7日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在战役第2阶段，协同兄弟部队歼敌第12兵团12万人。 

1949年1月24日赴商邱参加中原局会议。1949年2月7日任第2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2月11日在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原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49年2月14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漯河宣告成立。1949年4月21日率部在九江以东突破敌军江防，进入江西，福建。1949年5月22日指挥所部解放南昌。1949年6月23日赴南京参加总前委会议。1949年7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第四兵团及十五兵团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进，占领广州。1949年9月14日在赣州主持召开兵团党委扩大会议。1949年10月14日指挥第4兵团协同15兵团解放广州；1949年10月26日指挥所部在阳江、阳春地区歼灭广州逃敌4万多名。1949年10月21日抵广州。1949年11月至12月率部陈兵雷州半岛，截断敌人逃往海南岛退路；参加粤桂边大围歼战，协同第四野战军全歼敌华中长官公署直属队和三个兵团部，12个军，25个整师及另外两个兵团部、十个师的大部，共计16万7千9百余人，第4兵团在此战役中歼敌7万余人。 

1950年1月4日在南宁主持召开兵团党委扩大会议。随即率部发起滇南围歼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滇南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2万余人。1950年2月5日同宋任穷、周保中等同志在贵州安龙会晤。1950年2月2日和宋任穷同志率领部队进驻昆明。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成立，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3月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任云南省主席。1950年3月12日至4月7日指挥所部参加西昌战役，协同兄弟部队全歼西昌守敌。1950年4月1日云南军区成立，任云南军区司令员。1950年7月7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率工作组由昆明动身。1950年7月26日到达越南北部太原地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住地，会见胡志明同志。1950年9月15日边界战役部署完毕，陈赓和工作组到广西边境的布局关。1950年9月16日边界战役开始。1950年10月12日边界战役结束。此役共歼法军9个营，共8千人。1950年10月27日向越军营以上干部讲话，总结边界战役经验及其他问题，连续4天，至30日结束。1950年11月1日陈赓率工作组回国，离开越人民军司令部。1950年11月2日越过边境，抵广西龙州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区司令部。1950年11月4日抵达南宁。1950年11月29日抵达北京（途经梧州、广州、武汉等地）。 

1951年4月25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1年5月27日，陈赓随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彭德怀派回国内汇报工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1951年6月8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3兵团司令员、政委）。1951年8月17日由沈阳动身入朝。1951年8月21日过平壤。1951年8月22日抵达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部（驻地大水洞）。1951年9月2日抵达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在伊川西北的空寺洞）。1951年9月15日随志愿军司令部迁往平壤以西的桧昌。 

1952年3月初由朝鲜回国。3月27日奉令重返志愿军司令部。1952年6月13日奉令回国，离桧昌。当日途经平壤，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1952年6月14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年6月16日跨过鸭绿江返回。1952年7月8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52年9月1日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兼任筹委会主任。 

1953年9月1日军事工程学院开学，任院长兼政委、院党委书记。 

1954年9月1日军事工程学院举行成立1周年暨第2期开学典礼，并进行阅兵。在阅兵式结束后向全体师生讲话。1954年9月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年10月3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9月27日授予大将军衔。同时授予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55年9月29日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6年4月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越南。1956年5月3日离河内回国。1956年9月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5月1日国务院免除所任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委员兼职，但仍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直至逝世。1957年9月上旬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957年12月19日突患心肌梗塞病。 

1958年9月25日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59年2月下旬离京到南方检查工作，先后到过南京、无锡、镇江、苏州、嘉兴等地；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岛屿，其后再经宁波到温州之线进行勘察，4月告一段落。6月底又前往广东、福建，继续进行军事勘察。1959年9月16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59年9月26日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59年10月国务院免去副总参谋长职务。 

1961年2月由北京至上海疗养，住在华山路华东局招待所（原名“丁家花园”）。1961年3月7日带病开始撰写《作战经验总结》。原来计划共写6章：《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但在序言部分完成后，心脏病发作。 

1961年3月16日上午8时45分在上海病逝。 

轶事典故

激怒老蒋

中国解放军将领中，陈赓性格活泼好动，幽默风趣，具有传奇色彩代表性。 

陈赓与蒋介石之间的故事也是颇有传奇色彩。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东征，陈赓救了蒋介石一命。

1933年，陈赓被捕，蒋介石感激陈赓救命之恩，也不想把这个难得之才放走，便亲自会见陈赓希望能感化他。双方见面后，陈赓怒目而视，开腔道："陈赓，你瘦多了。"陈赓冷笑着说："瘦吾身而肥天下，这是校长你教导我们的呀。我看校长也瘦多了，身为一党一国领袖，你瘦了，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呀？"然后双方又是长时间不语。蒋介石劝道："你写个声明，认个错，我会给一条很好的出路。"陈赓坚决不从。 

浪漫婚恋

1926年，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陈赓遇见王根英。陈赓便决定利用这次会议向王根英求爱。陈赓瞅准机会，坐在王根英附近，掏出纸笔，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然后他让身边同志传给王根英。王根英对这种求爱方式没有好感，把纸条贴在墙上。陈赓更加喜欢这位泼辣爽气的姑娘。他马上写好第二张纸条。王根英只看了一眼，便又把纸条贴到了墙上。陈赓便又写了第三张纸条。姑娘连看都没看，就把纸条贴上去了。会议休息，大家都注意到了墙上的纸条。会议过后，两人便开始谈起恋爱，直至结为伉俪。 

训徐老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有许多出身贫寒。在战场上，他们奋不顾身，忘死拼杀，脾气也很暴躁。

徐海东是脾气暴躁中最著名的，外号“徐老虎”。30年代，陈赓担任徐海东的师长。徐海东每次指挥战斗，总是冲锋号一响便第一个冲向敌阵，同志们都劝他，他就说：“那子弹都是吃素的，我徐海东命大”。陈赓便把徐海东叫来，严肃对徐海东说：“躺在地上的烈士有多少，他们要是听见你这话，不寒心才怪。你固然忠勇可嘉，可是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让我很伤心。”。当部队晚上集合的时候，徐海东向战士们说：“关于怕死不怕死，我徐海东说过不负责任的话，师长批评了我，我从心里认错”。 

倔强小战士

长征路上，队伍已经过了草地。陈赓感到疲倦，便掉在队伍后面，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红军，冬天里，只穿着一双草鞋，脸冻得又红又青。陈赓把马拉到他身边：“小鬼，过来骑一会儿”。小战士盯着陈赓说：“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赶快骑上吧”。陈赓命令道：“上去，骑一段再说吧！”“那我就和你的马比赛”。小战士腰一挺，作出准备跑的姿势。"那咱们一起走吧。""你先走吧，我还等我的同伴呢。"陈赓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战士："你把它吃了。"小战士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鼓鼓的，比你的还多。"陈赓只好上马独自走。不知为什么，他此时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他脑子里闪现出那些曾经在上海滩、广州沿街、香港码头同他打过交道的孩子的身影，突然大喊一声："不好，我上当了。"转过马头，奔向原路。等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小战士已经死了。那口袋里只不过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着几道白白的牙印。 

南昌起义

陈赓的幽默不仅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在死亡笼罩着的战场上，他都不忘幽默一把。1927年南昌起义后，队伍南撤。陈赓被分在前卫部队，在与敌人的一场恶战中，他左膝盖受重伤，脚腕骨也被打断，不能动弹，敌人进行搜索时，他急中生智，脱去外衣，滚到附近一条田沟里，弄得满身血污。敌人走到他身边，见他闭皮屏息，纹丝不动，以为他是死人，踢了一脚就走了。 

援助胡志明

1950年初，中央派陈赓到越南援助胡志明抗击法国。陈赓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在东溪打了一个大胜仗，并迅速对敌发动全面进攻，歼灭法军九个营。等战役结束，驻越的法军最高长官惊呼："上帝啊！陈赓插手指挥了，怪不得越南军队一夜之间变得像个军队了。” 

老蒋的痛

在华阳战役失败后，力谏蒋介石突围，夜行一百六十里，背着蒋介石冲出敌人封锁。蒋介石在退居台湾时说陈赓是个害群之马啊，五个胡宗南也不抵一个陈赓啊。还是蒋经国问的好，为何陈赓如此和您具有渊源的学生，却没有跟从您呢？老蒋也不禁自问，是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也许蒋介石从来没有想通过，或许他知道为什么却不愿意承认是为什么。陈赓说，天下人饥，我以个人温饱为耻。他胸怀天下人，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是一代枭雄，却不是人民的好主人。 

他器重陈赓，他感激陈赓的救命之恩，他甚至偏爱陈赓，他一心想得到陈赓，只是，他不了解陈赓。他对陈赓说，入了共产党是不要紧的，你这个年纪做的事情是不算数的，只要你跟着我就行了；陈赓南昌被抓时，他亲自去看望陈赓，并且向身边的人说，只要陈赓跟着我就行了，我不要他为我提供什么共产党的情报；就是他亲自劝降不成，他也没有完全死心，他希望胡宗南他们可以用同窗之谊来感化陈赓。 

蒋介石以为陈赓如此执拗只是因为他的性格，他没有想到这是陈赓的信仰。他也许早该料到陈赓不会投降，可是，也许是人的本性，都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致使他总是有一点点细若游丝的希望。 

到台湾后，他才绝望了，所以他要说陈赓是害群之马。他说他在南昌放过了陈赓很后悔。不可否认，虽然共产党展开了营救工作，国母大人宋庆龄也找过蒋介石，可是如果不是蒋介石念陈赓的救命之恩，示意手下看的松些，恐怕并不能轻易的营救成功。所以，蒋中正也是有情义的。 

如果陈赓跟了蒋介石，定仍是一员虎将，但是老蒋却不可能改变失败的命运，也许内战还得打的时间久一些；如果胡宗南，黄维，宋希濂，李铁军，邱行湘他们跟随了共产党，人民会更加胜利，内战便不用打了这么久。个人对历史只是加速或延缓，却不能改变它的规律。某种意义上讲，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同窗之谊

陈赓南昌被抓时，熊绶春，黄维，胡宗南，宋希濂，胡琏他们联名上书，希望蒋介石可以放了陈赓。 

战役中，陈赓给熊绶春写信，希望他能投降。熊绶春战死后，陈赓帮他合上了双眼，令人把他掩埋起来，并且立一个碑。 

1959年国民党第一批战犯被特赦，陈赓会见了他的这些老同学。其中，有个人说，如果我们能够迟出生几年，没有了战争，我们也许都是做学问的，而这些恩怨就不会有了。 

革命爱情

陈赓对王根英一见钟情。他真诚的追求她，她不可抵制的爱上他了。我想，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拒绝这样的好同志，他是一个英雄，比许文强更有胆略的英雄，虽然没有孙悟空的盖世神力，他却有更为崇高的理想和智慧。他辗转在花红酒绿的上海滩，却不为酒色所动。 

注：王根英，革命烈士。1925年入党，1939年3月8日遭日军突袭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傅涯也很美。王根英美的单纯，温柔而执着；傅涯美的动人，晶莹而剔透。她们都是真心的爱着陈将军的。陈将军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该有所安慰了。 

注：傅涯，2010年1月4日上午10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与中特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1927年11月间，党中央筹划成立中央特科，这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而创建的一个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保卫工作组织，在中共特委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深入敌人警宪特务机关，探取敌人破坏共产党的阴谋，向党和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的安全。陈赓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情报科在陈赓的领导下，多方侦知情况，为营救被捕的领导同志，严惩叛徒，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哈军工

1952年6月，毛泽东将陈赓从朝鲜战场召回，创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 

像指挥打仗一样，陈赓开始了艰难的办学。一个月后，他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哈尔滨为院址，提出了建院方案。一年零3个月后（1953年9月1日），新bet365365体育上第一所多军种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成立。钱学森教授后来赞叹：“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学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迹。”陈赓为使“哈军工”早日问世，耗费了很大的心血。 

办学最大的困难是师资力量缺乏。陈赓向著名专家求教，列出教授名单，想方设法从各地大学调人，并多次拿着名单去请周总理批示。但总理日理万机，很难找到，陈赓只好在早晨或夜间到总理家里去“堵”。一天早晨，他来到国务院西华厅。这天总理要接见民主人士，客厅里已坐满了人。陈赓一看不便闯进去， 就等在门外。恰好此时他看见总理要上洗手间，便迅速地跟了进去。总理见他匆匆忙忙走进来，问道：“陈赓，你怎么到了这儿？”“总理，有几个教授的名单 ，请批一下！”陈赓说着就递上了名单。“你等一下不行吗？”“等一下你就走了，还是批吧！”陈赓抓得紧，总理全力支持，几个月内，便从华东、中 南、西南、京津地区抽调来一大批有名的教授和专家。 

办学不能没有教学科研大楼，为“建楼”陈赓心急火燎，经常深入基建工地 ，遇有重大事情，随即与基建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商谈解决。他不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留下的腿伤，多次爬上脚手架同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质量。仅仅7个月时间，10万平方米36幢教学科研大楼便拔地而起。 

办学中，陈赓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把他们称为支撑学院的两根柱子之一（另一根柱子是从部队抽调来的军队干部），有关业务方面的领导都要安排专家、教授担任，在生活上，则尽可能给专家、教授以优厚的待遇。他自己住小平房，而把学院一幢最好的楼房作为老教授的宿舍，并为他们专建饭厅，请来厨师为他们做饭。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还亲自抓他们的家属就业、子女升 学等问题。 

对陈赓的作法，当时有个别老干部不理解，发牢骚说：“我们是从机关枪底下爬出来的。他们舒舒服服念了几年书，为什么就捧得那么高？”对这种议论， 陈赓给予了严厉批评：“你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们十年寒窗苦熬出来，也不容易呀。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 ，你们有吗？你们是老共产党员，调你们到这里来，是让你们来发扬光荣传统、来带作风的，不是来比照顾的！”

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痛、长期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使陈赓的身体每况愈下。 

1954年，“哈军工”刚刚初具规模，陈赓的心绞痛即已频繁发作。此后医生一再叮嘱他少活动、多休息，可他却不停地操劳奔波。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 。 

1957年12月19日。陈赓访苏回国不久，突然心肌梗塞发作。一个闲不住的人 不得不在北京医院卧床3个月。出院后，全休疗养了一段，陈赓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于是，他天天找医生，要求准许他上班。医生无奈，经报告中央批准，同意 他每天用一点时间去上班试试。陈赓答应得很好：“我一定遵守医生的嘱咐！” 可是，他一工作起来，依然还是那个“工作狂”，医生的话早被他抛到了脑后。 

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离京20多公里的郊区试车。当时，陈赓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试验项目与他分管的工作相关。他知道后非要去参加不可。这天一早，陈赓的夫人傅涯同时接到军委办公厅和保健部门两个电话，都要傅涯劝阻陈赓别到试车的地方去。陈赓哪里肯听，坚持去了。试完车回家，一进门他就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其实，那天陈赓一脸疲惫，脸色都白了。他心里也清楚，自己的病很严重，胸口常痛。每逢胸口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胸部。日子长了，衬衣都被他摸破了一大片。 

1960年冬，半年前第二次心肌梗塞发作、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关的陈赓，感到这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胸部疼痛日胜一日。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愈发抓紧时间，想为党多做些工作。他惦念自己亲手创办的“哈军工”，提笔给院党委常委写信，提出自己对调整后的学院工作的建议。然而，“哈军工”的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陈赓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3个月后（1961年3月16日），他们听到自己前任院长与世长辞的噩耗，无不悲痛欲绝！ 

就在陈赓逝世前一天，他还在构思着他的《作战经验总结》，看材料、写提纲，要把自己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留给后人。但他只写完了《序言 》部分，大面积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 

纪念场所

司令部旧址

太行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位于山西省沁源县阎寨。现有土窑10孔，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1940年5月，太岳军区在阎寨正式成立，陈赓任司令员、王新亭任政委、周希汉任参谋长。从1939年到1942年10月，作为太岳根据地领导中心的太岳军区，前后在阎寨村驻扎达3年之久。1982年，沁源县委、县政府将当年住过的土窑洞进行整建修缮。1986年8月18日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

陈赓故居景区位于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泉湖村，由故居、墓园和生平馆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约60亩。陈赓故居为典型的湘中民居，系陈赓祖父清末湘军副将、武显将军陈翼琼所建，建筑面积1342平方米，房屋近40间，通过修缮再现了陈赓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故居后山为陈赓大将夫妇墓园，2011年3月，大将夫妇骨灰迁回故里。陈赓大将生平馆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展示了陈赓大将传奇的一生。陈赓故居现为湘乡市党建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基地，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人物经历

民国11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月与张国焘等赴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武昌创办人民通讯社，因针砭时弊被查封。继往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员。因同情湖南劳工惨案，被当局逮捕入狱，后经保释出狱。民国12年主持长沙青年服务社，并受聘担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后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与蒋先云、陈赓誉为“黄埔三杰”之一，任广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书。

民国14年12月，与缪斌等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广州总会，任会长，与

共产国际特派员鲍罗廷发起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是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后任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

民国15年，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7年回国，任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10月调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作。18年赴日学习军事政治。20年回国，先后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少将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少将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少将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等职。

民国21年纠集黄埔军校同学邓文仪、滕杰、郑介民、戴笠等发起复兴运动，在南京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由蒋介石直接领导，旋即成立第二、第三级组织，自任常务干事和书记，负实际领导责任。

民国24年，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委员、军队党务组组长。25年，兼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秘书长、中央通讯社新闻检查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常务委员会书记长。同年，西安事变发生，他发动组织青年将领170余人通电张学良、杨虎城。2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德国使馆武官参赞。回国后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任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

民国28年，任西北慰劳团团长，途经延安，曾与毛泽东数度长谈，称许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与游击工作。

民国30年，出任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31年任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负责劳资协调、就业安排、劳工培训，对全国技术人员进行调查、摸底，抗战胜利后都予安排，受到产业界的称道。

民国36年，当选岳阳区国大代表,任社会部政务次长，主持义务劳动高级人员训练班，训练复员军官4万人。

曾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常务委员，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三青团第一、二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常务干事，中央团部甄审委员会主任。

1949年去台湾后，任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交通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原名忠汉，字君山，鹿角镇牛皋村贺耕九屋人，1916年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被选为武昌学生代表，适逢苏联召开东方民族会议，贺被选为东方劳工代表参加。

1921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月赴莫斯科。1922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后，在武昌一中学教书，曾一度加入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旋即创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的报道，经常发表评论，抨击当时军阀横行、政治腐败，阐扬民主、自由之可贵，积极鼓吹革命。不久，即被军阀查封。继而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名贺衷寒，继续批评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员。在长沙，他曾联络失学、失业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征求各学校社团的意见，拟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揭露赵恒惕督政府进行虚假“民选”的阴谋，得到社会胁同情和舆论界的赞许。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发生工潮，工人代表、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派人逮捕杀害，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对赵恒惕大加抨击，替死者呜冤。赵恒惕恼羞成怒，下令将贺衷寒逮捕，关了3个多月。在狱中，贺衷寒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后经岳阳县的两名省议员具保获释，才幸免于难。这次入狱、使他更加认清了中国黑暗社会的现实，更加体会到了封建军阀的残暴：更增强了他“改造”中国的决心。

贺衷寒出狱后，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相互见面，百感交集。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1923年，贺衷寒向家人一再表明自己投身“改造”中国之决心后，又返回长沙继续从事新闻事业，担任长沙青年服务社教务主任，仍兼中学课务。不久，又被聘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继续用他的笔杆和嘴舌，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鼓动青年爱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投身黄埔

1924年春，贺衷寒在汉口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他们由汉口去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铺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他询问那位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此乃贺衷寒、胡宗南相见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又因贺衷寒擅长于“文”，胡宗南擅长于“武”，故后来在国民党黄埔系中曾流传“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

贺衷寒、胡宗甫到广州后，军校招生初试已过，他俩便联名具函去找主持考试的廖仲恺先生，叙述过去的经历、南来的动机和矢志革命、报效国家的决心。廖仲恺阅函，当即准予参加复试。经过严格考试，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队。当时的黄埔军校，聚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好学上进的热血青年，其中有不少还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选派来学习的，因而革命和学习的气氛十分浓厚。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黄埔学生中发展党员。共产党发展组织，是个别秘密进行的；国民党发展组织，是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当作业一样往下发，规定每人都要填。贺衷寒入校不久，就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开学以后，贺衷寒认真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加上他在组织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才能，便崭露头角，并开始传出“黄埔三杰”的美名。1924年9月，孙中山率师北伐，贺衷寒随学生第一队担任警卫工作。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军校政治部迁往广州北校场省城分校，设分部于黄埔本校留守，校方指定由贺衷寒和李之龙（共产党员）负责。当时黄埔一期毕业同学，除李岳阳因原为川军团长，毕业后被分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团团长外，贺衷寒的军阶算是最高的。

开始“反共”

公正地说，1925年以前的贺衷寒，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从1925年开始，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无产阶级为敌。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谦在其墓志铭中所说：“……自（民国）十四年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之创立，迄于病革绵（左右缀之右）之时，固未尝须臾放弃其挞伐之责任（指反共）。”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虽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亲自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理党务案》，就是他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贺衷寒、缪斌、潘佑强等右派黄埔学生，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庆集其“反共”的纛阴之下。这还得从黄埔岛上开始出现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的斗争说起。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为对付商团，1924年8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动，驻扎在广州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始联合起来，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1925年1月25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清、贺衷寒、何畏能4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宣读了3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二誓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人与军阀》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击，惊呼“青军会是共产军”。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里有名的“大炮”、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接近右派观点的学生中游说。谢持说：“国共合作，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产主义是豺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他还对贺衷寒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等等。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1925年4月24日，在蒋介石、廖仲恺的支持下，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早期也称“中山主义学会”），发表通电，宣告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贺衷寒和潘佑强。

两个军人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由于青军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一年多时间成员就发展到两万多人。孙文主义学会建立后，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气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不久也号称有了5000会员。接着，两个组织便公开对着干。青军会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孙文学会就组织一个“白花剧社”唱对台戏；青军会办了《青年军人》和《中国军人》两个杂志，孙文主义学会也办了《国民革命》和《革命导报》；青军会又办了《兵友必读》和《三月刊》，孙文主义学会也又办了《革命青年》和《独立旬刊》。你开一次大会，我也开一次大会，并且比你的还要大。你在我的大会上发表了反演说，我下次就组织人去踩你的会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脚。而在两派对立斗争中，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为其谋划，有时也公开出面展开“舌战”。第一次东征胜利后，由青军会发起，在梅州中学广场开军民联欢会，李之龙在台上发表演说，正讲得起劲时，贺衷寒、缪斌等一伙孙文主义学会的人，手持短枪，突然上台来把李之龙挤开，由贺衷寒发表演说。青军会的人哪里服这口气，很快聚集一群骨干，也持着枪向台上硬冲，李之龙趁势抢占了讲台，要贺衷寒“滚下台去”。贺衷寒见奇袭得手的讲台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龙的脸上就是一拳！李之龙也不吃这一套，憋足劲一拳又打回去。于是，两个便扭打起来。顿时，会场大乱，两派枪口对枪口，怒目对怒目。后在梅州党部负责人的劝说下，才暂时平息。事后，贺衷寒、李之龙两人都受到蒋介石的臭骂，贺衷寒被“撤职查办”，李之龙“令调回黄埔军校工作”。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为总司令，贺衷寒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说什么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尽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指国、共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鉴于黄埔两派斗争愈演愈烈，1926年2月2日，蒋介石以“解决本校党务纠纷”的名义，在黄埔军校召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校党代表汪精卫也从广州赶来参加。蒋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两会都责备了一番，骂他们破坏了黄埔的统一。汪精卫也以劝解的口气，强调两派要“精诚团结”。最后，蒋介石提出4点解决办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会都接受蒋介石本人的领导，有矛盾由他来解决。4月7日，蒋介石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令解散两会。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蒋介石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1926年6月27日，黄埔同学会在广州正式成立，贺衷寒缺席当选为干部委员兼秘书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1926年四五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事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他在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时，他的思想进一步向右转，虽然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他认为，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用“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肖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便以留法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想以此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由于此事遭到校方的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闹腾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但他们仍不甘心，又着手在中山大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由于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时，被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贺衷寒等人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他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不应该压制。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28年1月，贺衷寒自苏联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长，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3月，该校正式迁往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内仍称黄埔军校）。同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这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衷寒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像蒋介石那样亲自掌握兵权，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

1929年春，贺衷寒被蒋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其实是要他利用留学机会，潜心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为蒋介石集团寻求统治之术。贺衷寒虽身处异国他邦，仍时刻关注国内的政治斗争，不时发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言论，其所写的《改组派之检讨》的小册子，颇受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赏识。

贺衷寒在日本学习、考察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贺深受其影响。

受蒋赏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宁汉合流，全国出现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革命的武装斗争如星火燎原，尤其是红军在湘、赣和鄂、豫、皖边区的发展，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日夜不得安宁。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铁的事实使蒋介石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由于贺衷寒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

1931年2月，贺衷寒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嫡系部队因经过“清党”运动，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被“清”出军队，杂牌部队原来就无政工人员。针对这种情况，贺衷寒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办起了“星子训练所”（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对这些人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及所谓“对全国军民宣传和平统一的国策”。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也特别感兴趣，先后5次亲自到该所训话。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

当时，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南京的中央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1933年2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采用办“政训研究班”和“军校特训班”的办法，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并规定各军、师都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这样，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最多时达3400余人。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人策划，采取派遣“宣传队”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以防止这些军队“异动”。

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3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如：1933年5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次政工会上，拟订了《政训令》，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17条任务和职权；1934年3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针对“剿匪”（围剿红军）与“整军”之双重任务，又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1935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整军”的问题。7月，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要》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如在他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剿匪”二字。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围剿”红军的办法，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1932年至1936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

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筹组工作，成为该组织“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他与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被称为“复兴社”的4大台柱，而贺衷寒名列第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但他处心积虑、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惯于用骂人的方式，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也是这样。这年的11月间，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复、膝杰、郑介民、戴笠、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贺衷寒脑瓜最“灵”，每次蒋介石“训”完之后，就把“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家里去商量，揣摸“老头子”的真正意图。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认为“要组织起来”。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蒋介石一骂完，贺衷寒就立即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即“要组织起来”的意识），还是有办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实意图。他说：“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最后，蒋介石叮嘱这些“不中用”的学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结束了这次会。于是，贺衷寒又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对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了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这时，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离开了“主席”宝座。但是，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根据胡宗南的提议，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推举贺衷寒、邓悌、膝杰、周复、康泽等5人负责筹备。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中华复兴社”。

1932年3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按该社章程，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邓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邓悌、膝杰3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资历较浅，能力也比较弱，并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1933年1月，贺衷寒接替膝杰担任书记，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遂引起蒋介石的讨嫌。1934年8月，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邓梯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1935年10月，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书记”）。刘健群不是黄埔出身，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因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子”，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1936年8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由郑介民代理书记长。这样，至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和《扫荡报》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运动”等活动。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他对“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介石所提倡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从1933年到1937年间，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5年11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仕途滑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3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7月，三青团在武汉成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1939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重庆影息一时。

1940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加上其8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3个命根子。这3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3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3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3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只是感到“壮志”难酬，忧郁不乐。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在劳动局长任期内，虽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劳动局”3字撰写了一副对联来嬉笑劳动局的工作：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后苦笑着说：“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贺衷寒只好怅然而归。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亦同时辞职。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

贺衷寒在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实际问题，看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的“积弱”，并就中国落后的实况、病根和危机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后期革命的号角》（在台湾出版时改为《中国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由于他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不可能看到当时中国真正的“病根”，也不能开出真正有效的“处方”，蒋家王朝依然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忧郁而终

1950年，贺衷寒出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他上任后，首先设立交通干部讲习会，使交通工作人员接受专业训练；接着又制订了交通部所属各事业单位企业化的政策，要求资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资，劳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调配。随后，按科学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职责契约制、资本责任制、劳动效率制、工作检核制、公共关系制、资历管理制等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长期间，还撰写有《交通管理要义》、《交通管理论丛》等著作。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以后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然，贺衷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蒋介石集团“反攻复国”服务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时，特别重视海洋船只的发展，除充实所谓“国营”航运及辅导民用航运外，并成立打捞公司，重建复兴航业公司，以备战时之用。

1954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闲职。这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逐渐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贺衷寒本人亦有所闻。有人劝他晋见蒋介石，表明心迹。贺衷寒闻言，久久不说一句话，继而自我表白说：“我贺衷寒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搞一个运动，必定有言论、有行动。我贺某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忧郁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好在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处之。于是，他便于1971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

贺衷寒的晚年，除偶尔出席几次会议外，平日在家，或读书看报，或练字作诗，直至1972年去世。

人物轶事

第一批青年团员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900年生，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贺衷寒6岁启蒙，在私塾读书，聪颖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因喜爱读梁启超文章，常以天下事为己任，又能言善辩，被同学称为小梁启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运动中。由于他口才出众，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因此被全校学生推选为代表。

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思想激进崭露头角的贺衷寒被吸收参加，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

1921年春，贺衷寒赴上海学习俄文，在这里他结识了好几位早期中共领导人。同年10月，受中国共产党派遣，作为武汉学生代表，他参加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翌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与张国焘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团籍。大会结束后，贺衷寒留在苏联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考察。

1922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在武昌一所中学教书，曾参加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 ，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自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报道，并发表评论，抨击军阀，揭露政治腐败，积极鼓吹革命。不久，“人民通讯社”被武汉当局查封。他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名忠汉为贺衷寒，继续批评时弊，提倡民主，主张社会革命。

敢与张国焘理论

一次，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

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

张国焘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焘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

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1922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

贺与张的正面激烈交锋，导致贺被张借故开除团籍。对张国焘的刻骨之恨让贺连带恨上了共产党，改变了其一生的政治选择。如果按各自最初轨迹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但张国焘的刺激，使贺衷寒成为蒋介石麾下最得力的反共干将。

投身入黄埔军校

贺衷寒自长沙流落到武汉，当了一件旧棉袄，到各报社和师友处走动一番，借了一些债，在最繁华的黄波街附近，租了一间廉价屋，撑起了“先锋通讯社”的门面。时间不长，“先锋通讯社”即被警察厅查封，法庭几乎每天都传讯他。他债台高筑。一天，他回到租屋，觉得寒气逼人，随手抓起几张报纸揉成一团，点着了火，放在火盆里，驱除寒气。想到自己屡屡碰壁，壮志难酬，不禁潸然泪下。在泪眼中，他看到一篇标题字很大的关于董必武引导青年的文章，这文章是他去年年底采写的。“哎哟！”他拍拍脑袋，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将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生给忘了呢？何不去找找他碰碰运气！”一阵冲动，驱使他立即出门，夜访董必武。

凭记忆，七拐八弯，贺衷寒总算摸到了董必武的住处。

听到敲门声，董必武打开门一看，站在门外的竟是贺衷寒，操着双手，身子瑟缩着，面颊冻得通红通红的，便怜惜而又热情地说：“快请进屋！快请进屋！”

董必武给贺衷寒泡了一杯热茶，贺衷寒顿觉三春之暖，便声泪俱下，历数了自己和通讯社被查封的遭遇。

董必武感叹道：“一个青年学子创办通讯社的确不易。革命是需要文武两条战线的，但笔杆子只能唤起民众，说它能横扫千军，那是一种夸张的浪漫的说法，俗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打倒军阀，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还要靠军队，要靠武装。你去苏俄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武装革命。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不也是武装起义吗？光用笔杆子写文章，把满清王朝骂得一塌糊涂，批得体无完肤，皇帝老儿也决不会自动退位去当个百姓的！”

“先生所言极是，但我目前究竟该如何办呢？”贺衷寒恳切地问道。

“国民革命不仅需要文化运动、工人运动，尚须军人运动。中山先生提出‘以俄为师’，现在在广州大本营黄埔岛上创办陆军军官学校，正在招收新生，你是个有为青年，何不去投考呢？”

“我的志向、长处在文，先生，你能不能介绍我去大本营的宣传部门觅一差事？”贺衷寒显得有点无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要求。“现在广州已聚集了许多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可以预料，这所军校在不久的时间内，必将造就出一批精英。”

“可我对军事一窍不通。”

“凡事皆学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何况军校课程设计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凭你的基础，大可不必担心学业。”

“能否免考入学？”

“我可以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廖仲恺。”

“那就太好了！”贺衷寒转忧为喜。

董必武一挥而就写好一封信，交给贺衷寒，嘱咐道：“你直接到军校筹备处找廖仲恺或者邓演达。”

贺衷寒接过信似有难言之隐。董必武望望一向心高气傲的贺衷寒，“先生还有何话要说？”“我，我……”一向有铁嘴之称的贺衷寒却语塞了，且声音低微、颤抖。

董必武心里一下子有数了，便进内室，不一会手捧10块光洋走出来：“先生，这是给你的盘缠，你明天就启程，早些到穗，以防夜长梦多！”

对董必武的热情推荐又慷慨解囊资助，贺衷寒着实感动不已，顿时热泪盈眶，哽噎着说：“董先生，大恩不言谢，我这就收拾启程，三日后必到广州！”

贺衷寒手持董必武的亲笔介绍信一到广州便去拜访廖仲恺，廖仲恺安排贺衷寒参加广州复试，择优录取。贺衷寒以优异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

仕途低落终失败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事变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贺衷寒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在打他的小九九：如蒋介石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被害，则又可成为拥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顿时泄了气。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在这场闹剧中“戏中有戏”，便对贺衷寒等人极为不满，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聪明反被聪明误，贺衷寒后有一段时间因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

1937年6月，蒋介石派贺衷寒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奉召回国。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三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中将厅长，主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后又兼任该部秘书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其反共本性使然，不顾国难当头，跟陈诚、康泽等人沆瀣一气，与周恩来、郭沫若明争暗斗，干出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过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由武汉迁往重庆。

1939年，贺衷寒为蒋介石所派，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以为国民党实施“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对症下药”。贺衷寒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数次会谈。

其实，贺衷寒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贺衷寒对青年毛泽东曾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毛泽东对早年的贺衷寒也印象颇佳，尤其是当年贺衷寒不畏强暴，采写并发表《黄庞案之真相》的文章，着实让毛泽东赞赏不已。可曾几何时，这个满嘴革命的有为青年，纵身一跳，便跃进了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怀抱，让毛泽东大失所望。这次在延安两人相见，已无任何共同语言了。从延安回到重庆，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了军委会政治部所有职务，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身上已没有任何公职。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党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代表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设宴为周恩来、林彪饯行，邀约与黄埔军校有关系之教官及同学数人作陪。据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唐纵在其日记中记载：“……席间，君山与周恩来均因酒醉，言词态度各不示弱。各同学均担心彼二人不要破脸。”

周恩来酒量过人，难得有醉酒的时候，那次宴会是否是真醉，因无明确记载，姑且不去谈论。这日记是提及的因酒醉而与周恩来“言词态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即为贺衷寒。由此亦可见贺衷寒狂妄自大，目无师长，且历来敌视中共之一斑。

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命令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把宣慰团放在眼里，贺衷寒只得怅然而归。

贺衷寒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并就此潜心研究中国“积弱”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蒋家王朝病入膏肓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他也不得不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

历史评价

1972年5月，忧郁中的贺衷寒在台北病逝，最后一句话是：“我已72岁了，不算短命吧！”

黄埔同学个人的命运被紧密地与他所加入的政治力量决定着，无论他日后每一步如何选择，事实上自他开始选择的第一步就已经深深地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而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上，当时并不存在第三种可能。

1973年9月，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4周年庆祝活动时，向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总理问道：“我曾在台湾见到过一个黄埔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

周恩来回答道：“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时，他忧郁而死。你说的黄埔三杰，另两位是共产党员蒋先云和陈赓同志……”

人物作品

贺衷寒的著作有《中国之病根》、《改组派之检讨》（1929年）、《汪精卫理论的批评》（1929年）、《后期革命的号角》（1947年）、《交通管理要义》（台湾发行）、《交通管理论丛》（台湾发行）以及《一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