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1593年10月16日—1665年4月3日),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官至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时官至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松锦之战战败后被清朝俘虏,后投降成为清朝汉人大学士。1644年(顺治元年)四月,随清军入关。抵京后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衔,列内院佐理机务。洪承畴宣导儒家学术,针对顺治皇帝不崇信孔孟,提出意见,为满汉的合流打下基础。洪承畴也建议清廷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献计甚多,大多被清廷信纳,加以推行,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承畴建议满洲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淡化满汉之间的差异。1653年(顺治十年)受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总督军务兼理粮饷。1659年(顺治十六年)督清军攻占云南后回北京。1661年(顺治十八年)自请致仕。1665年(康熙四年)逝世,谥文襄。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洪承畴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他童年入溪益馆读书。因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每日清晨还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卖豆干。当时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洪承畴叫卖豆干之余,常在学馆外听课,偶尔也帮学生做对子。洪启胤发现洪承畴极有天份且抱负不凡,免费收洪承畴为徒,重返校门。 洪承畴学习用功,博览群书。 洪启胤的《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都被他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甚得洪启胤赏识。洪启胤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洪承畴在水沟馆读了五年书后,又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
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六年。1622年(天启二年) 擢升浙江提学佥事,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两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
1627年(天启七年),洪承畴升陕西督道参议。
1628年(崇祯元年)七月,陕北地区爆发农民大起义。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
1629年(崇祯二年),农民军王左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1630年(崇祯三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流寇多达数万。其实如果读过明末“贼军”史就不难发现,李自成、张献忠曾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由此可见,洪承畴在这方面是颇有先见之明的。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
1631年(崇祯四年),三边总督杨鹤为此被罢官入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 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
1632年(崇祯五年)春,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
1633年(崇祯六年)冬,农民军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
1634年(崇祯七年)十二月,明思宗朱由检撤掉围剿失败的陈奇瑜,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但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20余万人,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及其部属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义军突围东走,转进灵宝、汜水(均在河南)。
1635年(崇祯八年)一月,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1637年(崇祯十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督,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十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1638年(崇祯十一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
1639年(崇祯十二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 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九月,清军两路南下,京师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与孙传庭率军入卫。是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崇祯帝也极力加强对山海关和锦州的防守。
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冬,清军攻锦州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
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马四万来援,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三月,皇太极发大兵采取长期围困锦州的方针,势在必克。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但兵部尚书陈新甲促战,在崇祯皇帝也希望持重的情况下,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八月,皇太极得知明援兵已到,便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赴援,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部署在明军的南面,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截断松、杏间明军的联系,切断明军粮道,断绝洪承畴归路。洪承畴主张决一死战,而各部总兵官主张南撤,最后集议背山突围。最后十数万人土崩瓦解。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一月,洪承畴听说朝廷援军赶到,又派6000人马出城夜袭,被清军战败。松山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松山副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舒做人质约降。三月,清军应邀夜攻,松山城破,洪承畴、巡抚邱民仰被俘,总兵曹变蛟等将领被杀。洪承畴被俘后,锦州守将祖大寿,便走出内城,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派所有能动用的人前去劝降,均被大骂而回。皇太极仍不放弃,特命最受宠信的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至,洪承畴则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灰尘,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张存仁等的专业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隔日(五月四日),皇太极亲临太庙,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
洪承畴降清后,清太宗命隶镶黄旗汉军,表面上对他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终皇太极一朝,除咨询外,也没有任以官职。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四月初九日,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10万大举南下攻明,十一日至辽河,得知大顺军已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遂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 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多铎率师攻占南京,多尔衮下“剃头令”激起江南人民的反抗。危难之中,多尔衮于闰六月忙派洪承畴取代多铎,敕赐便宜行事。
1647年(顺治四年),洪承畴因父丧,回乡守制。1648年(顺治五年)四月奉召返京,再次入内院佐理机务。摄政王多尔衮对其慰劳备至,宠信有加,一连数日召见垂询各省应兴应革之事,所有建议,无不采纳。
1651年(顺治八年)闰二月,洪承畴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别诸御史为六等,有的起升,有的外转或外调,有的降黜,得罪一批朝官。御史张宣等弹劾洪承畴与尚书陈之遴屡集议火神庙密谋反叛,又未请旨私送其母回闽。洪承畴辩白: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请旨,自甘服罪。上谕:“以庙议事,不必悬揣;为亲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观后效。”1652年(顺治九年)五月,洪承畴母丧,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
1653年(顺治十年),孙可望、李定国所率领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军在云、贵归附明宗室桂王朱由榔,抗清出现新高潮。五月,已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机务,兼任《大清太宗实录》总裁官的洪承畴,又被任命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事后报闻。此时洪承畴已61岁,临行前,顺治帝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1655年(顺治十二年)五月,孙可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为洪承畴设伏所败,撤回贵州。1657年(顺治十四年)洪承畴经略湖南时,驻于长沙黄兴北路又一村明代吉藩四将军府(今青少年宫),并建集思堂。署之东有真武宫,明吉藩建。清初,真武宫成为关押“反清复明”人士的监狱,著名学者陶汝鼐即下狱于此。后又因“洞庭举事”一案,株连湖湘名士300余人,会审真武宫。俟洪承畴到长沙,才平释此案。1657年(顺治十四年),桂王的永历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的内战中失败,穷蹙请降。世祖一面命洪承畴率所部相机进取,一面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道进兵贵州。1658年(顺治十五年)二月,世祖又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军南征。九月,清兵各路会师入云南。
1659年(顺治十六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云南平定。洪承畴上疏说,云南地方险远,少数民族众多,不易治理,要留兵驻镇,于是顺治以吴三桂为平西王留驻昆明。他又看到云贵地区地瘠民苦,疏请发内帑赈济贫民,建议暂缓向逃亡缅甸的桂王余部进军,使战乱之后的云贵地区的社会秩序渐趋安定,生产开始恢复。八月,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翌年正月,奉旨解任回京调理。
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死,子玄烨(康熙)嗣位。这时洪承畴业已69岁,仍任大学士,却感孤独,于五月疏乞休致。朝廷几经争论,康熙才授以三等阿达哈哈番母(轻车都尉)世袭四世。
1665年(康熙四年)二月十八日,洪承畴卒于都门私邸,享年七十三岁,康熙恩赐祭奠如制、谥文襄公。
围剿义军
1635年(崇祯八年)初,义军于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八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1636年(崇祯九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三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盩厔(今陕西周至)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走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
1639年(崇祯十二年)十月,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截击。李自成大败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其部下孙传庭俘杀高迎祥,并联合孙传庭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20万两,一部分作军费,一部分赈济贫民。
计取中原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时,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我兵之强,流寇可一战而除,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谅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多尔衮采纳他的建议,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向明朝官民发布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收到极大的政治效果。
安定江南
清军占领江南后,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为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如招抚、 举荐大批明朝降官,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形成安定局面。他以“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为条件,用和平方式招抚宁国、徽州(今安徽黄山)、九江、南昌、袁州(今江西宜春)、南康、吉安、广信等十三府,使这些地方免遭兵火洗劫。
当然,洪承畴受命招抚江南,也镇压屠杀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斩杀了拥护明王室内的义士,如左佥都御史金声、大学士黄道周、明宗室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等人领导的抗清武装。洪承畴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骂和谴责,金声、黄道周被俘时都痛斥他无耻变节,连他的母亲和亲弟弟洪承畯也面责他不忠。
完善制度
洪承畴建议清延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采纳,加以推行。如恢复明代的内阁票拟制度,以便大学士对用人行政等要务能有所指陈,六科也可以据以摘参,从而达到杜渐防微的目的。他还建议九卿科道会推督抚提镇官员实行保举连坐法,慎重用人行政。
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洪承畴建议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倡导儒家学说,逐渐淡化满汉之间的畛域。顺治帝和洪承畴的一则对话:“上曰:‘朕试人之法,倍难宰( 相 )、( 督 ) 抚 ,何术方不受欺 ? ’对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立论最为宏通,可以为法。上曰:‘ 如此看来,岂《虞书》还是不可不熟读。’对曰:‘岂《虞书》而已哉 ! 五经皆治天下之大宝也。’”
此外,他还举荐许多明朝官吏,倡兴北方水利,对当时政局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洪承畴是明清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洪承畴本是明王朝的重臣,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官至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但在松锦战役中,洪承畴受明兵部尚书陈新甲掣肘,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思路;加上那时明王朝已经十分腐败,崇祯帝也不能给洪承畴以支持,导致松锦战役失败,他自己也被清军所俘。经过清帝皇太极的劝降,洪承畴审时度势,最后投降了清朝。他为清朝统一中国出谋划策,参与清朝中央佐理机务,在招抚江南、避免江南百姓生灵涂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劝降郑芝龙、得以顺利进军福建时,被誉为“开清第一功”。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洪承畴之所以成为明朝的重臣,是从镇压农民起义军发家的,不值得称颂;而他降清以后,成为清初的开国功臣,在促使清朝统一、缓和民族矛盾等方面,都是于国家于民族有益的,是应该肯定的。
《清史稿》:国初诸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世谓承畴实成之,诬矣。承畴再出经略,江南、湖广以逮滇、黔,皆所勘定;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柄。
洪启胤:“家驹千里,国石万钧”。
朱由检:“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倒地而死,目犹不瞑。死事重于泰山,意气化为长虹。”
范文程:“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
黄道周:“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孙中山:“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
萧一山:“承畴负时誉久,生平疵行,亦少概见,一旦变节,殊出意外。吾人若舍民族国家之观念而论断之,似属人之常情,惟当君主专制时代,则不免遗贰臣之羞耳。” “运筹策划,经略四方,筦理机要,创制规模者,如范文程、洪承畴、金之俊、冯铨辈,虽以汉人投效,行节有亏,史书所载,黜之贰臣;然经营勤劳,亦不失为开国之良辅。”
蔡东藩:“杨镐率二十余万人山塞,洪承畴率十三万人赴援,兵不可谓不众,乃一遇清军,统遭败衄。清军虽强,岂真无敌?咎在将帅之非材。且镐止丧师,洪且降清,洪之罪益浮于镐矣。”
李治亭:洪承畴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过,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汉奸”风马牛不相及。时代已经变了,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
王思治:从历史的大局着眼,清军入关和清王朝的建立,是应该肯定的。而洪承畴则有功于清之开国与清初的统一。
洪承畴于明朝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曾祖父:洪以诜
祖父:洪有秩
父亲:洪启熙也中秀才 ,性格庄重沉稳,以至孝名闻乡里。
母亲:傅氏,是名门闺秀,教子极严。
二弟:洪承畹,早逝。
三弟:洪承畯,名闻泉郡的书法家。
洪士铭:长子,顺治十二年进士。
洪承畴的母亲傅氏读过书,知书达理,教子极严。承畴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攻读诗书。他聪明好学,七岁在本村的溪溢馆受启蒙教育。
据说,八岁那年,洪承畴外公傅员外去世,母亲带他前去送殡。主持丧事的人问他们有无祭文,母亲摇头,他却张口说有。进入灵堂,他向外公灵位恭敬地跪拜行礼之后,就振振有词地念道:神风呼请上大人,子孙跪拜孔乙己,金银纸钱化三千,猪头礼品乃小生。这个祭词是套用《三字经》的句子,无惊人之处,但作为八岁的孩子,能顺口成章,足见其思绪的敏捷。洪承畴的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在场亲友的称赞。
洪承畴童年时代家境不好,据说到了十一岁,就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做豆腐干。每日清晨,还由他走村串户去卖豆腐干。有一天,洪承畴去那里卖豆腐干,几个学生围拢来,每人买了一块,洪承畴要他们多买一块,学生们愁眉苦脸地说,对子还没对出来,不敢多耽搁。洪承畴就答应帮他们对对子,但每人必须多买一块豆腐干。
一天,洪先生拉着一个学生让他当场对对子,这个学生对不出来。只好承认是个卖豆腐干的小孩帮他对的。洪启胤立即让学生把洪承畴叫来,见这孩子样子很聪明,了解到是因家境不好不能继续念书,就想试试他的才思,于是出了一副对子的上联,让洪承畴对。洪启胤指着桌上的砚台说:砚台长长,能赋诗文百篇。洪承畴看着自己卖剩的豆腐干很快答道:豆腐方方,犹似玉印一章。洪启胤听了很高兴,就又出了一副对子的上联:白豆腐,豆腐白,做人清正博学学李白。洪承畴明白,先生既倒过来以豆腐为题,他就也应以砚台做答,于是就随口读出: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当包黑。先生听了觉得这孩子不仅有天分,而且抱负不凡,就去找洪承畴的母亲,劝她送孩子上学,并答应不收学费。傅氏自然高兴,洪承畴就这样又进了学馆,很为洪启胤器重,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民间广泛流传是庄妃劝降了洪承畴,这个版本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洪承畴一动不动地躺在光板床上,忍受着饥渴的煎熬,只求速死。庄妃说:“听说洪将军有年过花甲的老母,你若走了,谁来孝敬她?听说洪将军闺房中有结发的妻子,偏房中有娇美的爱妾,你舍得让她们独守空闺吗? ”洪承畴听后酸楚万分,一言不发。庄妃觉得时机来临,连忙从带来的竹篮中取出玉壶,两只酒盅,倒满人参汤说:“洪将军已决心一死,我不敢让洪将军坏了名节,这是送行酒,请将军饮下。”洪承畴沉默良久,一口喝了下去,谁知“酒”刚一入口洪承畴便觉出这不是酒是人参汤。庄妃又说:“洪将军已数日未进饮食,身子虚弱,再多饮几杯吧!”说着双手按住洪承畴的双肩,洪承畴紧紧握住了庄妃的手。庄妃故意娇滴滴地说:“洪将军还有什么话吗? ”庄妃的所言所行,唤起了洪承畴对女人的思念,对生的留恋,他决心不再去死。
洪承畴降清后,不仅立了许多战功,还给皇太极出了不少点子,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顺治进关后,在北京登上了金銮殿,大赏文武百官。在汉族官员中,洪承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所以封他为当朝一品。
清军进关后的第一个春节,北京城里鞭炮整整放了一夜。大年初一一大早,洪承畴和妻妾们睡得正香,忽然守门的护军闯进了卧堂,手里拿着一副墨迹未干的对联,交给了他。洪承畴接过对联一看,脸登时涨得像个紫茄子,他问:“这对联是从哪里来的?”护军说:“今晨刚敲过五更,我到门外巡视,看见府门口的对联上又有人在贴对联,我就大喊一声追了过去,那人看见我,顾不得贴好就逃走了。”洪承畴为什么气成这样?原来那副对联写的是:“忠义孝悌礼仪廉;一二三四五六七”。上联缺“耻”,下联忘“八”。这分明是骂洪承畴是无耻的王八,他能不生气吗?
1647年(顺治四年),洪承畴从江南总督任上奉召回京后,派人奉迎老母北上,说是要好好尽一番孝思。及至奉派迎接的人到达福建南安,洪母居然束装就道,一副真准备去接受儿子奉养的架势。乡里乡亲,无不诧异:以洪母之为人,何以会一改素节?哪知洪老太太到京一下车,看见跪迎的儿子,抡起枣木拐杖就打,口中骂道:“你这个不忠不孝的畜生!我七十多岁了,你教我到旗下来当老妈子?我打死你,替天下人除害。”洪承畴成为镶黄旗汉军,按清朝定制,旗下命妇须轮番入侍太后。洪老太太千里迢迢征程,不辞跋涉,也要为中原百姓出一口恶气,其民族气节备受后人赞誉,洪母骂子也成为传统忠义教育中典型的事例。
洪承畴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文物部门曾进行过挖掘;“文革”期间墓地被破坏殆尽,但仍残留有石碑、龟趺、石人等雕塑,古木也很多;现仅存一对石狮子。
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是明朝重臣,松山之败后降清,沦为贰臣。若为中国古代忠君思想标定,确非忠臣。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人士根本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册上的光辉名字。人们习惯于用“忠与奸”、“好与坏”的两极化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在这种标准下,历史人物要么是忠臣要么就是奸贼,要么是忠君要么就是卖国。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祯皇帝的宠信,写了副对联帖在厅堂上:“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他降清后,有人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实际上,洪承畴的最后岁月,笼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入清后曾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都拒绝入住。弟弟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携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1659年(顺治十六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伦理纲常,也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京城,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预想中的封赏,也没有帖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回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重用洪承畴,但没让他进入决策层。(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予洪承畴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20年、几经大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的轻车都尉,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1665年(康熙四年),洪承畴去世,此时,洪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满族权贵已经完全汉化了,各地汉人的反清情绪渐渐平息,满汉思想文化开始交融。乾隆皇帝以儒家圣贤后裔和华夏共主自居,与汉族文人相唱和,开始褒扬史可法、黄道周等忠君爱国的榜样。洪承畴“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绩,形象颠倒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才将其列为贰臣甲等。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如黄宗羲所说,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是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党争,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朋党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清初之后的相对稳定,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清政权越来越稳固。
明末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华夏衣冠、自由言论学术、西学东渐、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明朝政府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列传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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