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

人物简介

马一浮（1883—1967）先生，中国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中国当代理学大师”；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是诗人和书法家。 

马一浮先生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后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

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 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

马一浮的书画作品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蔡元培曾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先生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先生工诗词，喜吟哦，他对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 《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蒋氏山庄建有“马一浮纪念馆”。

人物生平

1887年从何虚舟先生学读唐诗。

1888年随父母返浙江绍兴原籍，居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今上虞县）。

1892年其父聘举人郑墨田教子，郑氏为马一浮取学名“福田”1898年应县试名列榜首。

1899年浙江社会贤达汤寿潜（民国时曾任浙江都督）见其文章，大加赞赏，以爱女汤孝愍妻之。同年赴上海习英、法、拉丁文。

1901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

1902年妻子病逝，立志终身不娶。

1903年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曾预纂《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

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

1928年为丰子恺撰《护生画集序》。

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特约讲座”，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为浙大作校歌。同年随浙大至桂林，又转至宜山，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

马一浮的相关书籍讲稿后辑成《宜山会语》。1939年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1943年编刻自撰历年诗词之作，有《蠲戏斋诗前集》、《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媵》等。

1946年抗战胜利，回杭州，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从事刻书。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7年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

人物评论

理学大师

《理学大师马一浮》

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近现代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当热门，其中对那些自构体系、融会西学的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广为人们所知。然而，有一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中国当代理学大师”①的马一浮，却鲜为人提及。究其原因，可能与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闻达等有关。这在今日着眼于“新”的学人们看来，马一浮似乎偏于“仍旧贯”，对传统儒学没有多少新的发明，因而未予重视和研究。

其实，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众所周知，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马一浮的思想路向，对于把握近现代儒学发展的全貌，也是极有意义的。

马一浮，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浙江绍兴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①死于1967年。他自幼饱读诗书，1898年，十六岁时，应县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②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引自马叙伦：《石屋余渖》“马君武”篇）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引自《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生动地描绘出了马一浮二十年间乐道不疲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

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

乃可以济蹇难”（同上，“横渠四句教”）。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读书之法

对读书的穷理之道，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他认为，读书之道，约而言之，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四种读书法，实则解决了博与专、义理与细节、简与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马先生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辩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也”。

读书之终极目的在于明理践性、成就圣贤人格。关于读书之目的，马一浮以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始终将“学之为己”为第一要务，“学之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而非“学之为人”，即以“博学”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马一浮以为，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强调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修为，并提出“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的践行主张。指归自己实则意味着，学人在明理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到身体力行：“但说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笃敬’要体而行之，不是说其义旨便了”。此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将义理落到实处，方可算的上“真学”。反过来，通过读书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进人们人更好的明理。譬如，当学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具备了开放、谦虚、包容的品质时，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东西，进而更利于扩大其视野，开阔其心胸，进而帮助其更好地通晓天下之理。于是，“读书—明理—修德—读书—明理”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此循环实则是儒家圣贤人格培养的一个缩影。总之，马一浮的读书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终归还是养德。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故而，马一浮“读书法”，实则映射出马一浮修身践性之法。 

抗战胜利后

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幸免。

学术思想

马一浮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会语合刻》（二卷，附录一卷）、《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尔雅台答问》（一卷）、《尔雅台答问续编》（六卷）等①。马一浮同时又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近闻，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将集资合作整理出版马一浮的全部著作，这将为研究马一浮学术思想、诗文书法，乃至近现代儒学的发展等，提供极大的方便。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同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世界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同上，“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里显然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不足为取。但他当时所以要如此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不致陷于自鄙和盲目崇洋。正如他说的：“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同上）就这方面来讲，在当时抗战的环境下，也不能说一无意义。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同上，“论六艺统摄于一心”）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宜山会语》，“说忠信笃敬”）。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泰和会语》，“对毕业诸生演词”）这里，他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夸大到了极点，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人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能按照他的体验去践行（即“反求自心之义理”），那才“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先圣”，而这正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难所不能入的”（同上）根本之所在。他以此作为个人品德和操守的修养信条，一生中始终表里如一，坚定不移地讲论和践行，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不已。

十分推崇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论语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二）。马一浮又尝言：“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孝经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三）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和《孝经大义》二书，提纲挈领，条理清晰。若能读此二书，则对于他“六艺论”的文化哲学之要旨，也就大致可以把握了。

如上所述，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尔雅台答问》卷一，“答张君”）在这一根本观点上，他与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①，只是在具体论述和践行上，则诚所谓“各有分齐”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同上，“答程泽溥一”），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同上，《续编》卷二，“示张德钧”）。所以，在他的讲学中，从不分什么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而只是要人们“向内”、“求己”，并一再声明，书院教育的宗旨是“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同上，卷一，“答许君”），是“重在求己”（同上，“答刘君”），或者说“以求己为先，多闻为后”（同上，“答程泽溥一”），等等。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在阐发理学思想上，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同上，“答吴君”）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同上，“答任君”）。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其实，“大量者（识广宽容者）用之即同，小机者（识浅量狭者）执之即异。”人们应当明了，“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因有多途”（《复性书院讲录》卷一“读书法”），“儒佛禅道总是闲名”（《尔雅台答问》卷一“答任君”）；“从来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并不相碍也。无论儒佛，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为归”（同上，《续编》卷五“答黄君”）。因此，只要是“以明性道为归”的，那么“尽心知性亦得，明心见性亦得；养本亦得，去障亦得；当下便是亦得，渐次修智亦得”（同上，卷四“示鲜季明”）。由此可见，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同前引贺麟著）。

从四个方面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具体说来，马一浮认为，涵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引孟子关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之说来作论证。他认为，人心之本体原本是“虚明不昧”、“含容深广”的，然而由于“为气禀所拘，故不免褊小而失其广大之量”；由于“为物欲所蔽，故不免昏暗而失其觉照之用”。总之，都是由“气夺其志”而造成的。要把持住“志”而不使其暴失，则必须用涵养，而涵养之关键，则在于“主敬”。所以，他强调说：“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穷理为致知之要”是这四句中的重点。在谈到“理”的问题时，马一浮总是联系“气”和“事”来说，强调“理气”、“理事”的“一源”和“无间”。他继承程朱的思想说，“有气必有理”，“离气则无以见理”，“无此理则气亦不存”，“理气同时而具，本无先后，因言说乃有先后”等等。同时，他也进一步发挥道：“太极未形以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他还结合“易”的三种含义来阐发理气的关系，说：“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即是简易。”这是一种新的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某楷定之义，先儒释三义未曾如此说。”（《泰和会语》“义理名相一”）以后，他又把“易”之三义与佛教所说的“体、相、用”三大贯通起来，认为“不易是体大，变易是相大，简易是用大”（《复性书院讲录》卷二“论语大义七”）。从而使理气的体用关系，得到了更为生动细致的说明。关于“理事”关系，他则一再强调“事外无理”和“理事双融”。

在“理”的问题上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理”与“心”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而坚持的则是“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说：“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按照马一浮所引朱子的话，实在是很难得出他所推论的结论的，显然他是想挽救朱子向外穷理的支离繁琐，而有意这样来推解的。他还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那么他为什么采用“穷理”一名，而不采用“格物”之名呢？他解释说：“只为从来学者都被一个物字所碍，错认物为外，因而再误，复认理为外。”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心外无物，事外无理，事虽万殊，不离一心。一心贯万事，即一心具众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他还引用佛教的理论来作佐证，说：“佛氏亦言，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一心不违万行。”他的这些论证，最终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同上，卷一“学规”）这也就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反求自心之义理”衔接起来了。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又回归这里。

马一浮说：“穷理主于思之意多，博文主于学之意多。”所以，“博文为立事之要”的意思 ，主要是强调必须多学多识，才能正确而果断地处理各种行事。他十分重视学习，要求学者达到“通而不局”、“通而不执”，并且认为只有那些“足以尽天下之事相而无所执碍者，乃可语于博矣”。（同上）他也十分注意学习方法，专门写了一篇“读书法”，来指导求学者。他认为，读书的关键在于得意、穷理，否则就成了“读死书”，“买椟还珠”，毫无用处；再则，读书虽然属于穷理博文方面的事，但也必须付诸笃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否则岂不是“玩物丧志”，自欺欺人。他总结读书之道，概括为四点：“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具体地说：“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反之，“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总而言之，“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同上，“读书法”）马一浮在这里所讲的读书之道，完全是他的切身体会，经验之谈，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笃行为进德之要”也是这四句中的要紧之处。强调笃行，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落实处。他解释说，德是指内在的品德，即所谓“自其得于理者言之”，而行是指外在的行为，即所谓“自其见于事者言之”。所以，德和行就像理和事的关系那样，只是表示内外的名称，而不是无关的两件事。笃的意思则是指“充实而有恒”。他认为，德有“性德”和“修德”之别，前者是先天本具的，而后者则是通过修养得到的。但是，学者也必须知道，“性德虽是本具，不因修证则不能显。”因而，所谓“笃行为进德之要”，也就是讲的“因修显性”。他严厉批评“执性废修”的谬见，并借用佛教“性修不二”①的说法，来强调“圣人之教在因修显性，决不执性废修”（《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二“示张德钧”）的思想。他说：“理虽本具，亦要学而后明，精义入神，方能致用，所以说性修不二。专言守良心，便是执性废修。”（同上，卷三“示杨霞峰”）他更发挥说：“全性起修，即本体即功夫；全修在性，即功夫即本体。修此本体之功夫，证此功夫之本体，乃是笃行进德也。”换言之，他认为，“行有欠缺，即德有欠缺；行有间断，即德有间断。故虽曰性德无亏，亦须笃行到极至处始能体取。”（《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学规”）这里，马一浮所讲的“性修不二”，其核心也就是他说的“修此本体之功夫，证此功夫之本体”，也就是说，从心出发再返回到心，充分表达了他的一切唯心的根本立场。不过，就他强调笃行的重要性来讲，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他十分赞赏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认为佛教讲“悲智双融”，儒家讲“仁智一体”，这方面只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见得此意”（同上，卷一“示张立民”）。他说：“说食不饱，数宝不富”（同上，“示吴敬生”），所以如果把圣人的教导“只作一种知解、一种言说领取，而不肯笃行，则是辜负自己，辜负先圣”（《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学规”）。以上，仅就马一浮理学思想中的部分主要观点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至于他融通儒佛方面的许多精彩论述，则由于篇幅关系，当容另撰专文介绍。（本文原载于《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文章注释

① 转引自蔡惠明：《马一浮居士的佛教因缘》，载《法音》杂志1988年第1期。

① 马叙伦《石屋余渖》“马君武”篇载：“一浮长余二岁”，马叙伦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据此知马一浮生于1883年。张中行《负暄琐话》“马一浮”篇说：“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先生小一岁”，恐由推算致误。

② 这一年鲁迅先生弟兄二人也参加了县试，周作人在《知堂问想录》“再是县考”一文中，据当年日记的记载，回忆说：“会稽凡十一图（按，每图五十名）：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马一浮”。

①这些著作都收在马一浮编《复性书院丛刊》的“儒林典要”类第三辑中。《丛刊》分“群经统类”（其中又分初、甲、乙三编）和“儒林典要”（其中又分一、二、三辑）两大类，收入了许多重要的宋明理学家著作，为研究宋明理学提供了一批注释和版本都极好的原始资料。

① 如熊十力在讲到他的《新唯识论》的根本精神时说：“哲学不仅是理智与思辨的学问，尤在修养纯笃，以超越理智而归乎证量（按：即反求自证）。《新论》根本精神在是，中土圣哲相传血脉亦在是。”（《十力语要》卷三，“王准记语”）

① 马一浮在此自注说：“性修不二是佛氏言，以其与理气合一之旨可以相发明，故引之。”（《泰和会语》“义理名相二”）

诗词列表

 观物

千人针

怅望

春日怀归简浙中故旧

即事

春望

暝

得啬庵见和人日诗再答一首

屈原、杜甫，千古诗人之宗也，欲作淳风祠祀

乡思

闲居即事寄啬庵

夜闻风雨，晨起见雪

遣暑拟寒山诗（二首）

杂感（十三首）

续咏古

杂释

黑龙江峨眉幽邃处以江名溪，诧人耳。峡下

望雨 梦中闻雨，醒而知其误。望雨之情，不

中秋前夕寄怀天乐

九日登凌云峰歌

疾

谢禅

客

秋夜

闻雁

送朱铎民如南华礼虚云长老

社戏

复阴

早寒

晚钟（十六首）

述诗

答樊漱圃

远征军

翠鸟

客去

养生

诗三昧

寒夜

遣病口号

山居销夏（八首）

山中卉木序（二首）

夜声

夜坐

月夜独望

八月十五夜月

松生垂询近状，书此奉简

禁诗

短歌行

夜闻风雨

九日登尔雅台

和啬庵山中杂题二十二绝（三首）

答王敬身西安见怀，仍用人字韵

清明

暴雨坏篱，庭中积潦成泽，雨过口占

雨后

伏涨

题《龙氏母霜寒补衣图》

见风飘坠叶偶题

孤斟

忆桐庐故居

自赠

行客叹

移桐庐所留残书新至，喟然有述

千人针

游子征衣慈母线，此是太平桑下恋。

岛夷卉服亦人情，何故云鬟偏教战。

街头日日闻点兵，子弟家家尽远征。

倾城欢送皇军出，夹道狂呼万岁声

。

众里抽针奉巾帨，不敢人前轻掩袂。

一帨千人下一针，施与征夫作兰佩。

大神并赐护身符，应有勋名答彼姝。

比户红颜能爱国，军前壮士喜捐躯。

拔刀自诩男儿勇，海陆空军皆贵宠。

白足长怜鹿女痴，文身只是虾夷种。

徐福乘舟去不回，至今人爱说蓬莱。

岂知富士山头雪，终化昆明池底灰。

八纮一宇言语好，到处杀人如刈草。

蛇吞象骨恐难消，火入松心还自燎。

荜路戎车势无两，水碧金膏看在掌。

明浙江大学年《薤露》泣荒原，一例桃根随画桨。

千人针变万人坑，尺布何能召五丁。

罗什当筵食蒺刺，佛图隔阵讶风铃。

四海争传新秩序，河间织女停机杼。

秦都闾左已空闺，夏后中兴无半旅。

君不见樱花上野少人看，银座歌声夜向阑。

板屋沉沉嫠妇叹，朱旗犹梦定三韩。

编者注：此诗乃马一浮先生用极其辛辣的手笔讥讽了侵华日军用“千人针”这样的底裤穿在身上“防身”、“迷信”、“怕死”的丑态。

观物

无用为时贱，忘身自古难。

风高知野旷，雪尽入春寒。

山鸟频惊猎，江船逆上滩。

物情良不远，避世敢求安？

春日怀归简浙中故旧

龙钟犹远道，莺语入新年。

迢递三巴路，凄凉故国弦。

乱流趋瘴海，白雾失春天。

仰羡归飞燕，移樯近柳边。

浙江大学校歌

大不自多 海纳江河

惟学无际 际于天地

形上谓道兮 形下谓器

礼主别异兮 乐主和同

知其不二兮 尔听斯聪

国有成均 在浙之滨

昔言求是 实启尔求真

习坎示教 始见经纶

无曰已是 无曰遂真

靡革匪因 靡故匪新

何以新之 开物前民

嗟尔髦士 尚其有闻

念哉典学 思睿观通

有文有质 有农有工

兼总条贯 知至知终

成章乃达 若金之在熔

尚亨于野 无吝于宗

树我邦国 天下来同

著作要目

⒈《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⒉《宜山会语》（《释学问》、《释义理名相》）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⒊《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学规》、《读书法》、《通治群经书目举要》

）复性书院木刻本，1939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⒋《复性书院讲录卷二》（《群经大义总说》、《论语大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⒌《复性书院讲录卷三》（孝经大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⒍《复性书院讲录卷四》（《诗教绪论》、《礼教绪论》）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⒎《复性书院讲录卷五》（《洪范约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1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⒏《复性书院讲录卷六》（《观象卮言》）复性书院木刻本，1942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⒐《尔雅台答问》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⒑《尔雅台答问续编》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⒒《濠上杂著》（《太极图说赘言》、《尔雅台答问补编》）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⒓《蠲戏斋文选》（《诸子会归总目序例》、《与蒋再唐论儒佛义》、《与贺君昌群论玄义诸书举略》）整理稿。

⒔《蠲戏斋文选》（《与熊十力论学》、《与曹赤霞论学》、《与叶左文论治史》）整理稿。

⒕《蠲戏斋诗词选》（《避寇集》、《芳杜词剩集》）复性书院木刻本，1943年；台湾自由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

面对权贵

被人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先生，道德高尚，为人谦逊。但他对骄横的权贵，却是风骨傲岸，横眉冷对。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占领浙江，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夏超任浙江省长。孙到浙后，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如勒令停刊有市民声音的《杭州报》 ，干涉市民抵制日商百货的行动等。旅沪浙江公会发电呼吁，要孙传芳离开浙江；旅江津浙人发表公告，要夏超辞去省长。一次，孙传芳专程到马一浮先生家拜访，马先生知道来访者是孙传芳，立即表示不接见。家人考虑到孙传芳的当时权势，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先生果断地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听后，只好没趣地悻悻而返。

1938年8月，马一浮先生避日寇西迁，在四川乌云山复兴书院任主讲和总编纂。国民党政府想借马先生的声望，收买人心，装点门面，用尊孔读经来对抗马列主义的传播，开始同意给复兴书院拨款，后迟迟没行动。马先生为解决经费，来到重庆。蒋介石知道后，为取得礼贤下士的名声，特邀召见。马先生再三推辞，后不得已才由陈布雷陪同，去见了一面。

马先生到蒋介石处后，蒋略事寒暄，假惺惺地做出虚怀若谷的样子，向马先生请教治国之道。马先生正色道：“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这是治国的根本之法。”直言指责蒋欺骗人民，虚伪专制。又说：“务请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宿怨前嫌，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抵御外侮。”其言刺耳，说得蒋介石默默无语。马先生讲完后起身告辞。此后国民党政府仍不给书院经费，马先生靠刻书卖字维持生计和捐款书院。

丧失容光

他精通英法德日等多国语言，是《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曾经风骨傲岸，孙传芳求见他拒绝，蒋介石邀他从政他拒绝，孔祥熙求字他拒绝。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含冤去世。他就是“现代三圣”之一的马一浮。

《资本论》

马一浮，1903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第十二届世博会，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博会。清政府派溥伦亲王为正监督（团长），并要选派懂外文的人员去负责筹建中国展馆。时年20岁的马一浮由于懂外文，被录用去做中国展馆的筹建工作。

马一浮到达美国后，开始他抱着欣喜、激动、期盼的心情，一心想学好外语，学好西方哲学、文学，他认为学习是他的第一乐趣。不到10天，他找到一处学英语的地方，每天只要花一个美元从师学习英语2小时，学习文法。不久，他翻译了《日耳曼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政治罪恶论》等书刊。他的第二个乐趣是购读了不少社会学著作和图书，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购买到了

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译本马格士（马克思）《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这时马一浮正在患感冒，还发着高烧。他说我回国时一定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著带回中国去。

马一浮在美国考察了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后，心情逐渐由原来的欣喜、激动、期盼变成了苦闷、悲愤、失望。他原以为美国是文明、民主的，实际上却是野蛮而专权的。特别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对华人的歧视，他在日记中说：“美人定华商赴会，须人纳500金圆，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他说：“这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他还说：“闻圣路易斯大学等，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令诸生演说。在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亦被描绘成让人笑骂的无赖等等，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人民尚未觉醒，而受美国歧视。”马一浮认为要在中国传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

1904年5月6日，马一浮在美国学习工作结束，先后历时302天。他离开美国回到祖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中国，他是在国外自费购买将马克思《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回国后，他开始与国内同仁共同研读这部人类社会哲学巨著。不久，他又东渡日本学习日文和西班牙文，进一步研究西方哲学。在日期间，结识了鲁迅、秋瑾、章太炎等人，赞同辛亥革命。回国后，他定居杭州，研究各种学说。由于他治学严谨，刻苦钻研，成为人人称颂的近代史大学者和对哲学、文学、佛学等有极深造诣的国学大师。

人际关系

郑垓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马一浮9岁，其父聘请会稽举人郑垓为他作启蒙塾师。郑垓（1867—1925年），字墨田，上虞长塘人。他博览史书，善文能诗，擅长书画，且精通《易经》与医学。马一浮聪颖非凡，读书过目不忘，3年以后，郑墨田这位饱学之士已深感不能胜任，即知难而退辞去教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师生同赴县考，学生名列榜首，而教师郑墨田却是第23名。但马先生对这位启蒙老师仍敬爱有加，抗战前几年，已经享有盛名的马一浮从杭州回绍兴探望恩师，身着黑褂长袍，头戴红顶缎帽，来到郑垓的书房门口，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礼叩见老师。先师去世时，他又专门题写了墓碑，并赠给其子郑光立一部木刻的《道德经》。

汤寿潜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1856—1917年），山阴人氏，曾为民国时期浙江第一任都督，又曾任交通总长等职。他为人正直清廉，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时不取薪金，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马一浮16岁时成了他的东床快婿，也深受其人格的影响。汤寿潜造沪杭铁路时，原打算将杭州车站设在艮山门，再铺一条支线到拱宸桥。马一浮认为此举对在拱宸桥设有租界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利，说中国人造铁路应该为中国人着想，力主将终点设在杭州商业区，再铺一条支线到钱塘江边，使水陆运输衔接。岳婿两人达成共识，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城站与南星桥货运站。

蔡元培

绍兴先贤蔡元培（1868—1940年）比马一浮大15岁，对马一浮也十分器重。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备的得力助手为教育部的秘书长，就想到了马一浮。马对蔡的学问与人品也很敬重，接到邀请书后，立即北上赴任。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对官场一套应酬不适应，两周以后即辞去职务回到浙江。1916年冬，蔡元培从法国回国，次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考虑文科学长人选时，他再一次想到了马一浮，委托苏曼殊到杭州拜访在西湖隐居的马一浮，马又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辞婉拒。

马叙伦

马叙伦（1885—1970年）是马一浮的好友，祖籍也在绍兴。他比马一浮小两

岁，早年两人均追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出过力。解放初，中共在北京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拟邀请马一浮出席会议，即请马叙伦拍电报转告。但这份由马叙伦署名的电文过于简单，马一浮收到后，以为是朋友的私人邀请，没有赴会。周恩来以为马一浮为人清高，不肯来赴会，打算亲自到杭州来邀请，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于是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先来拜访马一浮，于是就有了1952年陈毅的蒋庄之行。1957年4月，周恩来陪同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对这位乡贤仍念念不忘，乃陪同伏老来到蒋庄登门拜访，两人终于相见了。此后，周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杭，设宴于杭州饭店，也请马老作陪。从此，政府即从各方面关心马老的生活。当时杭州只有花港饭店、华侨饭店和杭州饭店有暖气设备，一到冬天，马老就被安排到其中一处居住。马一浮十分感激，特地将自己收藏的357件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

竺可桢

马一浮与竺可桢先生（1890—1974年，上虞东关人）也有一段交往。1936年5月24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刚刚一个月的竺可桢即到马老寓所拜访，请他为浙大学生授课。马老未答允。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内迁，马老也往西逃难，竺可桢又一次电邀马老担任国学讲座教授。时国难当头，急需培养人才，马老一口答应，随浙大师生来到江西泰和，以后又转至广西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