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得敬原为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西)的通判。夏兵进攻宋境时,任得敬率兵降夏,得到西夏的重用。任得敬为了巩固其在西夏的地位,把女儿进献给乾顺帝为妃,被提升为静州防御使。并通过贿赂朝官,巴结权贵,使他的女儿得以立为皇后。夏仁宗初立时,任得敬多次领兵镇压契丹萧合达和哆讹等为首的党项起义,军事力量日益壮大,夏大庆元年(公元1140年)十二月被封为西平公,以外戚而握重兵,成为权倾一时的军阀。
1147年,任得敬上表请求自西平入朝,企图进入西夏权力中枢,直接参预国政。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人向皇帝进谏道:“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为皇亲,毕竟是个汉人,非我族类,难保其没有二心。”濮王李仁忠也反对得敬进京。仁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不准得敬入朝。 次年,濮王仁忠病故,任得敬以金珠贿赂晋王李察哥。在察哥的举荐下,仁宗召任得敬为尚书令,后继升为中书令。
1156年,晋王察哥死。任得敬被擢升为国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此任氏家族成员先后入朝,成为当朝权贵。任得敬野心日炽,以其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又命族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子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任氏家族把持了西夏王朝的军政要职。羽翼丰满的任得敬进而胁迫仁宗封他为楚王,从此出入仪仗,几乎与皇帝不相上下。
1165年,任得敬征发民夫十万,修筑灵州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提出“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其篡位的狼子野心已日益显露。任得敬的专横跋扈引起朝臣侧目,御史大夫热辣公济愤然上疏,斥责任得敬的胡作非为,请予罢斥。任得敬大怒,企图谋害热辣公济。朝中反对任氏的大臣和宗室无不遭到得敬的报复迫害。
1170年闰五月,任得敬公然向夏仁宗提出“分国”,要求仁宗分一半国土归他统治。因得敬握有军权,仁宗被迫将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一带区域划归楚王任得敬。任得敬又胁迫夏主派遣使者奏报金国,为其请求册封。
金世宗询问朝臣意见,尚书李石等人说:“这是西夏内政,我们不必干预,承认楚国,册封任得敬也未必不可。”金世宗大摇其头道:“一国之主岂肯无故将国土分与他人,这一定是受到权臣威逼,非夏主本意。何况夏国向我称藩多年,如今受到贼臣的胁迫,我身为四海主,岂能坐视不管。如果西夏主不能自立,我当发兵帮助他镇压叛臣!”于是退回夏国的贡物,拒绝承认楚国。金世宗还给夏仁宗下诏,表示将遣使前往西夏调查事件真相。
任得敬遭到金朝的拒绝,便转而向宋献媚,遣密使携带帛书约四川宋军相助,企望附宋以自立。1170年8月,任得敬密通宋朝,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密使以蜡丸书回信,相约夹攻金人。宋密使被夏国捕获。仁宗掌握了任得敬搞阴谋的证据,将蜡丸密信送达金国,同时设计先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进而将任得敬及其党羽全部诛杀。一场分裂阴谋以流产而告终,西夏政权终于转危为安。
任得敬分国,与没藏氏专权、梁氏专权,虽然同属外戚干政,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但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则有以下三点不同之处:
其一,李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氏专政,与李秉常统治时期的梁氏专权,是属于党项族内皇室集团与后族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以仁孝为代表的统治者,同“非我族类”的以任得敬为代表的任家党之间的斗争,多少体现了党项贵族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番汉联合统治内部番汉之间的矛盾。
其二,无论没藏氏还是梁氏,均是利用“孤童幼弱”去窃取军政大权的。而任得敬分国是利用仁孝的忍辱退让,软弱可欺。
其三,无论没藏氏和梁氏擅权,均有母后做靠山。而任得敬专权分国,太后任氏,不但未予支持庇护,相反,曾多次进行劝止。“得敬恃权,多行不法,太后屡戒不听,且以盛满为忧”并因为忧伤过度而卒。
夏国虽然避免了分裂割据的危机,但任得敬以汉人军阀而权倾一时,表明了在汉化过程中,党项统治集团也日趋文弱和保守。其后十余年间,仁宗起用文臣领袖斡道冲为国相,稳定了统治,但直到仁宗去世,兵政却从未见有所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