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一支。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李自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
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致使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 由于起义军领袖胜利后褫夺陈圆圆,逼反吴三桂,满清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他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湖北通城县遭到当地乡勇误杀。李自成余部继续抗清斗争。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杰出的军事将领,原名鸿基,曾为银川驿卒。1629年(崇祯二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1643年(崇祯十六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定都长安,年号永昌;同年三月十八,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1645年5月17日在通城九宫山玄帝庙拜神后因劳累过度熟睡,遭山民误当贼打死。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赋”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当时正是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连续多年闹灾荒,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霸占了。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21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陕北巡抚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充耳不闻,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1628年,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卦等纷纷起兵响应。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1635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斗争的实践教育了起义军,他们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1635年,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
不久,自成投闯王高迎祥,为八队闯将,转战陕﹑晋﹑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农民军被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自成重贿明总督陈奇瑜,伪称解甲归农,得脱围困。既出栈道,连破麟游﹑永寿等七县,势力愈强。九年七月,迎祥在陕西盩厔(今周至)战败,被俘牺牲,自成承袭闯王名号,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十一年,起义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剑州(今四川剑阁)入甘肃,又走避宁羌(今陕西宁强)。六月至汉中。是时农民军首领大多败降,唯李自成农民军仍坚持战斗。是年冬,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起义军损失过重,潜伏陕南山区。十二年,避走巴东。十三年二月,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为避实就虚,乃走大宁(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陕南,再次潜伏商雒山(今陕西商县东南)中。 同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起暴动。十一月中旬,起义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转战河南,农民争附,连下豫西南各州县。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十四年初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三次围攻开封,连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大败陕督孙传庭。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部众近百万,其它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袁时中等多归附自成,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自占领洛阳始,李自成渐将过去的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钟祥),打出“剿兵安民”旗号,散发“三年不征”传单。寻移檄黄州,揭露朱明暴政,宣传自己兴仁义之师﹑拯民于水火的作战宗旨。两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数十州县,及湖广荆﹑襄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成立新顺政府,自成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辖区西起潼关,东至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北滨黄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县),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县。
起义军雄据荆襄,遂图谋取京师。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十六年九月,起义军与明孙传庭兵战于河南郏县,深沟高垒以疲明军,并利用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继之际,遣轻骑出汝州(今河南临汝)断截明军粮道,大败孙传庭,杀伤明军四万多人,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传庭奔潼关。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淅川下商州(今陕西商县)入陕南;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十月,陷潼关,明军溃败,传庭战死。十七年正月,起义军攻克西安,乘胜取宁夏﹑兰州﹑西宁﹑永昌﹑庄浪等地。
起义军占领西安后,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以李继迁为太祖,改元永昌,以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
1644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由先已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从平阳(今山西临汾)经阳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然后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一路由自成亲自率领,渡黄河,下太原,传檄各州县,揭露朱明种种罪状。山西农民群起响应,各府州县望风而下,自成遂率军北上,经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从此,明朝已经开始无法复国。
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终于投向清军。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将唐通率二万骑兵出一片石(今河北山海关北),绕道关外以切断吴三桂退路,并亲率二十万大军于四月十三日北上讨伐吴三桂。清军在接到吴三桂飞书告急后,连夜疾驰,二十一日,清军败唐通部于一片石,随即进入山海关。次日,清军、吴军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前对垒,清军统帅多尔衮先命吴三桂军与大顺军交战。两军酣战至中午,正当吴军被农民军包围难以支撑之时,隐伏于阵后的清军精骑突然从吴军右翼全部出击,猛攻大顺军左侧,农民军顿时阵势大乱,一朝溃散,向北京撤退。清军紧紧跟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再败李自成 。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连兵十八营反击尾随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时,农民军内外交困,形势严峻,李自成无心眷恋北地,于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在大顺军撤退途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陈永福被俘。全晋落入清军之手。同时,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占领 。
五月初,清军进入北京后,全国军事形势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方控制着辽东、畿辅、山西、山东等地区,大顺政权管辖着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正在收取四川的进程中,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则统治着整个南部中国。对此,清廷制定了新的军事方针:先“举大兵以收晋豫”,“次第定东南之局”,最后统一中国。清军因而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农民军,对南明政权暂取不战不和的策略。为此,清廷将国都从沈阳迁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 。
十月,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率领经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亲王多铎、孔有德率领经河南进攻潼关。同时,肃亲王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山东一些地方。翌年(1645年)正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潼关为清军所占,入陕门户洞开。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 。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此时,50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军追击下,在襄阳、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大顺政权遂而瓦解。其余部30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与南明政权联合,继续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失败 。
传统观点无原则地推崇农民起义,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英雄。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京城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所以李自成的“业绩”更得到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维持了一个多月即迅速败亡,许多学者都为李自成惋惜。哪些错误导致李自成最终成为悲剧人物:
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李自成出身于驿卒,在他的头脑中,也许明朝皇室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统地位,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续了276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还有很大的号召力。
从宏观历史看,李自成所率领的“贫民起义”势力,与最终推翻了统治王朝的反秦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中的势力根本不同,而与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清朝后期发生的洪秀全起义颇为相似。唐末黄巢起义尤其与李自成起义的情况相似。虽然黄巢也攻占了唐朝的京城长安并建立大齐政权登基称帝,但他也没能维持政权,而是很快败亡。从表面看,黄巢没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却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这完全是由于在东北崛起的满清政权对明王朝也构成致命威胁,崇祯皇帝本人也刚愎自用,不愿意离京避祸以观天下之变。从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义并没有多大特殊的研究价值。
利用公共产品原理,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农民起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另一类是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贫民起义”的参加者都是由于天灾迫使他们无法生存,必须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谋生”,所以必须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社会起义”要么发生在由兼并战争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要么发生在内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义。在兼并王朝统治时期,国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区也不具有多大正统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则在全国都不具有正统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包括官僚、地主阶层的许多成员)的反抗,形成“社会起义”。这类起义的领导者都力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所以都能够利用原有社会中的官僚地主阶层(阶级)。
“贫民起义”和“社会起义”的最大区别是,在“贫民起义”中地主阶级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而在“社会起义”中地主阶级却是支持起义或是直接领导起义的。结局当然也截然不同:“贫民起义”总陷于失败,而“社会起义”却总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搜索文《bet365365体育循环之谜新解》)。
李自成起义完全符合“贫民起义”的特点,它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打击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其行动是破坏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社会秩序。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善于破坏旧世界,但是却无力建设新世界,所以他们的失败就完全是必然的。
贫民起义领袖并不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许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与张献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杀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历史资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拥戴的记载,官书的《明史》也称赞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但既然李自成并不亚于刘邦、朱元璋等帝王的个人品质,那么他的失败就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条件使然。
没有具体可行的惠民政策是问题的关键 。李自成的部队变成土匪兵,当然不会出什么惠民政策。他们想的就是搜尽钱财会陕西过日子!李自成的胜利太过突然,他没有作好统治全国的准备。这些暴民的暂时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政府的腐败!当时,明政府财政混乱,有些权利的人想方设法的克扣饷银。普通士兵没有饷银,自然不愿意卖命打仗!加上张献忠等牵制了明政府的大部分力量,这才使得李自成顺利攻入北京城。这些暴民被突然的胜利打蒙了,哪里想得到其他。最高统治者李自成的头脑也不怎么清楚!历朝历代,这个时候,应该安抚老百姓,安抚知识分子,安抚那些达官显贵,否则,怎么站得住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达官显贵,其影响力不可忽视。李自成忽视的恰恰是这一点,以至于这三种人对于新兴政权恨之入骨!在李自成败退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士绅地主的任何支持,所以才一溃千里,最后身死“国”灭。
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尤其严重的是,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不利。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仓卒即帝位,次日即离北京南下,经晋入陕,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入陕后,李自成令李过﹑高一功拒守陕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军进逼下,李过﹑高一功退至陕南,又沿秦楚边界,经川东至荆门﹑当阳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蓝田﹑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又经襄阳﹑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陆)退至武昌。五月转战至湖北东南各州县。五月十七日至通城九宫山,为当地山民误杀。李自成牺牲,余部由李过等率领南下,联明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