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起义为何失败？三个错误导致陈胜起义失败

《史记·陈涉世家》大家都熟悉，其中的两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广为后人引用。

翻开《史记》原文，我们可以看到，陈胜称王以后，也是有很多故事起伏的。陈胜、吴广的事业，最终以败亡而告终，而他们的败亡经历，却也正是和后世很多造反者走了同样的路子。可见，英雄不读书，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敢想敢干，坏的一面则是不知借鉴历史教训，等到后期逐渐听说兴亡典故时，往往已经积重难返，难以挽回败势了。

要了解陈胜失败的历史真相，除了去翻看一下《史记》原文，还应该了解一下时代的背景。

在战国时代，华夏文化圈基本上还是一个贵族的社会。但秦灭六国，扫荡孑遗，大国分解为郡，小国多置为县。大小贵族的封建领地被统统摧毁，旧王侯都沦落为平民。比如，张良就是原韩国的贵族，国灭后无家可归，又没有产业，只好加入了恐怖组织，去刺杀秦始皇。

所以，到秦二世时，天下已经没有什么“王侯”了。秦的爵秩里还有关内侯和彻侯，但那都是靠军功和事功取得的俸禄称号，没有地方行政权，而且一般不许世袭，即使有个别世袭者也要累世递降。

那时候，想做官要以吏为师，学习公务和律法，考试合格后，从最低级的小公务员做起，成绩优异者逐级擢升。所以，即使平民，也有位列公卿的可能，秦朝上下，只有皇帝一家“世袭罔替”。

可以说，秦朝的出现，等于已经去掉了旧时代王侯将相的“种”。

所以，陈胜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不是“王侯将相不该由血统垄断”的意思，而是“王侯将相，我们想去做就能做，想怎么做上就怎么做上”的意思。而且，从陈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陈胜自诩为“鸿鹄”，天生就比“燕雀”有志向和理想，已经自我认定为可做王侯将相的“种”了。

但，正因为秦消灭了贵族世袭制，又没有与民为善，反而鞭笞虐使，无所不至，所以六国人均不以秦帝为宗主，也丝毫没有忠顺的概念。况且天下受压迫过甚，大家生不如死，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能用“死”来威压他们的时候，陈胜的一声呐喊，就导致了黎民的倒戈，而因为没有像周那样的各路贵族的缓冲，貌似强大的秦朝顷刻间便失控倒塌，可谓自毁长城。

无论陈胜、吴广、项羽还是刘邦，他们都是楚国人。楚国在为秦所灭的六国之中，受秦的屠戮最惨酷，与秦国的仇恨最深。所以，陈胜振臂一呼，各地楚人云涌响应。可惜的是，陈胜却作出了三个错误的抉择。

第一个是急于称王。

陈胜从“兴”到亡，一共仅6个月，可是已经称王了，还给自己修建了宫殿，设置了百官，却不愿借助楚国旧王室在楚人心中的惯性权威。过早暴露野心、私心，只能带来英雄豪杰们的离心，到最后，陈胜身边只剩下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和投机分子。最后他死在自己的车夫手里，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后来朱元璋采取“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战略，最后成功了;洪秀全却走上陈胜的老路，结果后人都看到了。

第二个是偏信、专断。

陈胜称王、选官、拜将，全用“心腹”，当然都是一些小人、野心家。陈胜本人没有什么才能，但在他下面带兵的却有不少枭雄、大盗。怎么驾御他们呢?陈胜搞了一批“特派员”，监督众将。他任命了一个叫朱房的为“中正”，一个叫胡武为“司过”，负责统领这批专员，挑毛病、打小报告。各路将领作战，如果失礼或违抗“王命”，立即就地收押、处决。陈胜至死都把朱房、胡武之流认作忠臣，可是这些忠臣擅作威服，携私枉法——其实也没有“法”。总之，影响极坏，大失众心。

此间，吴广被同样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的部将谋杀夺旗，陈胜却封赏了那个部将，可见，他已经昏聩，不明是非远近了。

第三个是轻重不分、滥封诸侯。

陈胜刚起兵时，秦的主力部队一在朔方，一在岭南，全力进行扩张战争，根本来不及回援。秦国后来赦免了大批刑徒、奴隶，交给少府章邯(他此前没有打过仗，是专门给皇帝管钱管衣食的)，去平灭各地造反。在章邯的军队练成战斗力之前，陈胜拥众入关，并不是没有灭秦的可能的。

最终，陈胜却只派了一支偏师灭秦。这支部队的统帅周文是干什么的呢?是风水先生。他跑去见陈王，说自己是军事专家，理论“咣咣地”。陈王就任命他为统帅去打秦的都城所在——关中。这位风水先生一路烧光农舍，裹胁百姓，把他们驱赶在军前做炮灰，一路浩浩荡荡冲向关中，正遇上章邯的“队伍”，后者也没有战斗力，双方其实都很心虚，但章邯明显更善于临阵指挥，结果是乱斗一场。形势一乱，周文裹挟的老百姓立刻就跑散了。章邯率领精锐的中军，追着周文的旗号打，结果周文败亡。这是陈王由盛转衰的拐点。

同时，陈胜还派人去平定北方，结果派去的人相继自立为赵王、燕王。还是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做得，我怎么做不得?这些都分散了陈胜的力量，让他陷入一个必败之局。

陈胜的失败足可告诫后人：以毁灭秩序而“兴”的，早晚也要亡在同一个所在。

陈胜死后，项羽成了又一个陈胜。他的失败同样证明:逆天而行，与天斗，过程惊险刺激，其乐无穷，但必然挫折，甚至败灭。

所以，刘邦和他的后人大声疾呼:天下的燕雀和鸿鹄们听着，我们才是龙凤，王侯将相是有“种”的!

比如刘邦的白马誓内容就是:将来有谁不是姓刘而称王的，天下共诛之!

这正是秦亡后乱世的终结，是专制的汉王朝统治的开始。

英军残酷暴行:1857年炮决印度起义中被俘者

印度民族起义一般指1857年到1859年发生在北部和中部印度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终结了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使得印度置于英国直接统治之下，故此常被视为印度的第一次独立战争。

图为画家vereshchagin绘制的历史画。画面反映了英国士兵用“炮毙”的方式处决“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被俘起义者。英军士兵将所谓叛军拴在炮口，用炮轰将受刑的起义者肢解。这种残忍的死刑方式不符合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的葬礼习俗，是英军用来打击叛军士气的一种方式。

【相关阅读】日军暴行：17岁少女怀孕7个月遭日兵凌辱

摘要： 为当年被日军强暴的两万多名南京悲惨女性的代表，她以自己作为证据，揭露日军的暴行，向世界控诉那场惨绝人寰令人神共愤的暴力侵略事件.. 1937年日军侵略南京，身中37刀从死人堆里侥幸生还的南京市民李秀英，在安息于南京雨花功德园10周年之际，昨天上午，她的墓地旁矗立起一座半身铜像。

2004年12月，86岁的李秀英去世。李秀英曾作为幸存者前往日本举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37年12月她17岁，已怀有7个月身孕，在日本兵的凌辱面前，李秀英殊死搏斗不肯屈服，身中37刀，后经抢救竟奇迹般生还，一生孕育了9个儿女。

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李秀英出庭作证。此后她还远赴日本，控诉日军暴行。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诽谤，她毅然向日本法院提起名誉权诉讼，直到去世前，还坚持在打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损害赔偿案官司。

李秀英铜像由雨花功德园无偿赞助，落座于该园“名人苑”内，毗邻她的墓地。铜像由南京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钱为教授创作设计。

雕像底部设计成多棱形墓碑，尖锐的三角组合，象征日本侵略者折断的刺刀。底座正面上方是书法家孙晓云题字“母亲”，下方有“纪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立体字字样。

南京市殡葬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雨花功德园出资树立李秀英铜像，既是对李秀英老人的缅怀，也是对国家历史的回顾，希望激励后代永远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凝聚力量奋力拼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在李秀英铜像揭幕仪式上说：我特别尊敬李秀英老人，作为当年被日军强暴的两万多名南京悲惨女性的代表，她以自己作为证据，揭露日军的暴行，向世界控诉那场惨绝人寰令人神共愤的暴力侵略事件。

慰安妇幸存者忆日军暴行：最美慰安妇被剖心处死

陈晓楠（主持人）：1939年2月10号，侵华日军制造了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一举占领了海南岛。自此，海南岛各族同胞陷入了日本侵略的水深火热当中。

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大肆掠夺当地的各种资源，并且奴役当地百姓充当劳工，构筑工事、修筑军事设施。女人则被抓去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做饭晚上充当日军的“慰安妇”，

七十多年过去之后，当节目组前往海南岛拍摄的时候，仅找到了十一位健在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她们分布在海南各个偏远的山区，如今都已是九旬左右的老人。

她们近况如何？那段惨痛的经历又是否影响了她们后来的生活？请跟随节目组一起，走近她们。

符桂英（95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提到日本就怕，怕倒霉了。这个家没有公公婆婆，家里面空空的，每次下来都会碰到（日本人），小猪、小鸡奔跑大叫，就知道（日本人）进来了。

符玉开（94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出去了，我出去了，一个（日本人）看到我就追，他追我，我就跑到田地里，我就跑到田地里面躲着。跑到田地里面躲着，那些看到（日本人）打人的妇女，就说孩子你要躲紧一点，人家把你抓到别的地方，会打死你的。

王志凤（89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我）用篓子拎着衣服去给人家做工，（日本人）从半路上。

陈厚志（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民间调查员）：把你抓走的吗？

王志凤：是，抓去一个多月，然后才放回来。

符美菊（85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日本人）进村，他叫你去做工，去野外做工。

解说：1939年4月，日军开始入侵海南岛的第三个月，便在海南省陵水县陵城镇设立了第一个慰安所。在海南岛被日军占领的6年时间里，被日本兵抓去的当地妇女都有着双重身份，白天是吃不饱饭，却要不停做工的劳工，晚上是陪日军过夜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一晚上都要服侍三到四个日本兵。

王志凤：白天抓你去做工，他晚上去调戏你，然后他就走了。

符玉开：衣服都没得穿，想去买件衣服穿，都不敢出门，不敢上街。那个时候最可怜，年轻的时候最可怜。

解说：这里是当年日军在海南省保亭县加茂镇设立的一个据点。被抓来的劳工在河床上修筑桥梁，虽然现在已被后来新建的桥梁代替，但这个残留的桥墩仍能见证着那段历史。

当年，这些被抓的妇女，就是在据点附近的空地上种菜，在河边洗衣。

陈厚志：这个地方就是1940年代的时候，日本连侵占我们加茂地区，把当地的民工都抓来这里架桥。
李美金（88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他抓我去跟他做工，做又没力气做，不做他又打你，让你怕都怕抽筋了，怕死了。那时候十五六岁，哪有多少力气。他看见了就抓我去跟他做工，不做的话，他又要拿那些枪来刺死你。怕都怕都死，怕到抽筋。那时候也不记得多久，就知道被抓去了很久。日本仔抓你去做工，他又不管吃的，饿，饿到你死。渴，渴到你死。

有一对夫妻被抓去做工，那个老公给渴死了。然后那个老婆叫人去抬他，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听到人家哭，我就跑出来看，就躲到抬死人的那些人里面，才能逃回去。要不然都回不了家，早被人打死了。

陈厚志：下面的这里就是日本人怕民工逃跑，就在下面拉一个电网。当年，陈金玉阿婆就被日军强暴，趁傍晚的时间就从这里往水底下游到下游去，往下游的对岸爬起来跑回家。但是，第二天又被日本人抓回来，更加严厉地惩罚她。

符玉开：那时我有二十一二岁，还很年轻。去干活，去帮他干活，他看你顺眼，就把你抓走。

符桂英：抓男，也抓女的，去军部挑水，一个像床那么大的四个角（的水缸），要挑水装满满的20担。水挑好了，就叫去洗衣服。

解说：两位阿婆年龄相差只有一岁，都是汉族人。分别于1940年前后嫁到海南省临高县皇桐村。她们的住处距离很近，相隔几百米远。都曾在1941年，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多次被抓去做劳工和性奴隶。

虽然两位阿婆，都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对许多事情都记忆模糊了，但对当年那些欺负过她们，令她们终生恐惧的日军面孔，却记忆犹新。

符玉开：那个以前的日本人每个人都留着硬而密的胡须，现在都光光的。那个留着又硬又密的胡须，最可怕了。

符桂英：坏到极点了，胡须又硬又密，提到日本人就怕死了。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海南，日本军队要把它建成是一个南进的一个根据地。所以他从根本上，要进行一些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就是建造码头、挖矿、建造工事、造房子、生产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男女青年都是（被）抓劳工。女性被抓劳工，白天干活，晚上就是被侮辱。所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甚至于还有日本的公司那些日方的那些职员、管理者，也跟日本兵一样，晚上就是对这些妇女进行强暴。

陈晓楠：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主任苏智良教授在对海南“慰安妇”的研究中发现，海南（慰安妇”在日军专职慰安所、据点、营地之间有轮换现象。这样做，一是为了满足战地日军喜新厌旧的心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慰安妇”熟悉家乡附近的地形，从而容易逃脱。

所以，日军往往借助轮换制达到“慰安妇”异地征用，他处调配的目的。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平衡“慰安妇”和日军之间僧多粥少的严重失调的状况。日军妄图借轮换制极大限度地使用数目有限的“慰安妇”。

解说：1939年4月21号，井上部队占领陵水县陵城后，兵分多路，向海南省陵水县境内的文罗、祖关等地区进扰掳掠。

1942年春，也就是日军占领陵水县的第三年，家住陵水县祖关镇的陈亚扁被日军抓去，关押在附近的一个据点。半年后，将她转送至三亚某据点，两地相距80公里。五个月后，在其母亲的苦苦哀求下，又送回原来的据点。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才得以解脱。前后一共被关押了三年。

陈亚扁（87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这是过去（做工时用）的毛巾，剪刀就这么大。这是哭可时候用来擦眼泪，这是（做工时）用来补的，补的。剪刀你看这个多大，我什么都有啊。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存下来。

记者：阿婆的眼睛是怎么变得不好的？

记者：她经常哭，她以前也哭。

解说：1941年秋，距离祖关镇30公里外的田仔乡，15岁的黄有良在前往水田的路上被日军强奸。此后，日军经常去家里强暴她。如果她不出现，父母就会遭到暴打，多次被打晕。

半年后，又将她关进25公里外的藤桥慰安所里。白天洗衣、扫地、做杂工，晚上被日军蹂躏。两年后才死里逃生，全家人躲进山里，直到日军撤退。

苏智良：其实“慰安妇”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因为他所占领的地方到处都有中国妇女，所以他不把你当人看待，不把你当人看待。怀孕了有的直接被日军处决，有的就是拉走了，不知道下落。然后有人自杀，有人反抗被杀掉，马上就有新的妇女来替补。

林爱兰（88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刺下去，把心脏拿出来，像这样眨很久才死。漂亮，最漂亮，那个女人特别漂亮。
符玉开：工作的时候，就有车过来把他们载走，有人上去，又把物品装在上面。我就疑惑日本人怎么平白无故就开车，把那些人（日本兵）载走了，这时候他就不打你了，他回家的时候就不打你了。他就好了，他们每个人都笑嘻嘻的，笑的牙齿白白的。我就奇了怪了，他们怎么平白无故就走了，平白无故就坐上车，载大家一起回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我们又不懂他们的话。

解说：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投降，日本兵逐渐撤离海南岛。由于语言不通，村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些残暴的日军都带着笑容离开了。而那些被抓的女孩，都默默地回到家中。

日军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去恐吓、欺辱、逼迫她们。但此前留下的创伤，却只能由她们自己来一点点的消化。

而符玉开在当初被抓时，已经有了一个九个月的儿子。但当她被日军抓走后，小孩便不幸夭折。

符玉开：孩子出生的那一年，九个月了，九个月了。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干活，（孩子）没有奶水喝，没有奶水喝，丢下的孩子就死了。

解说：那个孩子夭折后，符玉开再也没有过生育，而同村的符桂英更是一生都没能生有一儿半女。

符桂英：苦难一生，没有子女，没有丈夫，没有公公婆婆，没有生身父母，可怜符桂英，真是可怜死了，这一世。没有日本人，就不会这么可怜。

解说：陈亚扁曾经有过六次生育，但都遭遇流产。只有第七次怀孕，才顺利剩下一个女儿，成为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她做母亲时已有39岁。

陈亚扁：乌云（陈亚扁女儿），你是去琼中县调理子宫才得到你。

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陈亚扁女儿：从我涨大起来就听阿婆说，让她过去以前就是日本怎样怎样来中国欺负她们的。

解说：陈阿婆的亲事是在日本人来之前就定了的，阿婆遭受了日军的蹂躏后，她的未婚夫并没有抛弃她。在日本人走后，便和阿婆结了婚。

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陈亚扁女儿：我父亲以前是当过兵的，我父亲也不嫌弃母亲，他也不嫌弃，他从来都不嫌弃过。

解说：同样是黎族人的黄有良，与陈亚扁的命运有所不同。由于那段经历，黄有良很难找到婆家，最后只好嫁给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此后，经常遭到外人在背后的议论。

黄有良（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黎语翻译胡月玲）：什么时候都有人说你这样，就嘲笑她，就嘲笑你。你如果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日本人有罪，那你早就清白了。那现在都没有换你清白，别人就会取笑你，说你不三不四的话。儿子和孙子和村子里的人打架，村里的人也是骂你，有人就看不起你。

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陈亚扁女儿：大多数都是说阿婆，就是你母亲怎么怎么样，这样子。可是我不敢告诉阿婆，人家要是说我，我就不敢告诉阿婆。我怕阿婆难过，现在他们不说了。这几年没有听过他们说阿婆了。

解说：黄有良阿婆与陈亚扁阿婆是同一批起诉日本政府的受害者，在2001年和2005年，一起去过日本。由于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人感情很好。但由于距离太远，两人身体都不好，很少有机会见到。她们说，都很珍惜对方。

陈亚扁：阿良她比我小，我们都一样痛苦。

陈晓楠：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之后，随着众多慰安所的建立，海南本地的汉族、黎族、苗族的年轻女子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在我们采访到的海南省的十一位受害者当中，有四位阿婆是黎族人，一位苗族，其余六位都是汉族人。其中最特别的是汉族的林爱兰阿婆，她曾经拿枪打死过一名日本人，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娘子军。林阿婆没有结过婚，却抚养过四个女儿，都是别人扔掉不要的新生儿。她自己生活艰苦，省吃俭用，却很喜欢帮助别人，看着谁可怜，就会把自己的津贴拿给人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不幸的充当过日军的性奴隶。

解说：阿婆说，只有年轻人才知道她叫爱兰，其实是在说，只有知道她曾经是日军性奴隶的人才知道她叫林爱兰。只要是叫她这个名字的人，就是来询问那件事的，那是她不愿意提及的一段往事。

林爱兰：过去和我一起去打别人，去打日本人的那些人都死了。现在呢，还剩下不会有什么人了，我觉得。
解说：林爱兰的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通晓中医药理，她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了许多中草药的用途。也正是这一原因，在日军入侵海南岛时，成为了一名游击队的医护人员，随后又成为一名女战士。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林爱兰：去海口的那条路上，去打日本，打日本，我们也打的。我们把枪背在这里，这里拿着块布，我们一起，松梅也有一个人。然后拿着枪打呀打，从这里到海口的那条路的右边，把一个日本人打死了。

解说：1941年的某一天，林爱兰和几名女战友，不行被日军抓获。

林爱兰：不管年轻的，还是老的，打你啊。他说抓你就抓你，不骗你。

解说：在日军的威胁下，林爱兰每天晚上都要和同村的一个女孩前往日军的兵营。

林爱兰：他（日本人）叫我嫁给他，一直叫嫁他。我就好好好，就这样子做，我们怎么敢说不呢。不这样子做，他们绑你，他们就拿刀拿东西杀你。杀，他拿刀来杀，拿刀来割我。割，割在这里，这里，要从嘴巴这里割，把我割死。

解说：就这样，一直持续半年以后，无法忍受摧残的林爱兰，最终还是选择逃跑，跑到了野山林里。但很快，就被日军抓了回来，关押在正在修建机场的临高县加来据点。

林爱兰就和那些女孩一起关押在木板搭建的草棚里。白天做工，晚上遭受日军的蹂躏。

记者：你不同意，他们就打你吗？

林爱兰：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我，他们从这里打我，这里有个疤，疤在这里。

解说：走近时才看到，阿婆的头顶有多处凹陷，这些伤痛对林爱兰来说，并不算什么，母亲无辜受害才是她的心结。就在她那次逃跑到野山林里时，家中的母亲遭了殃。

林爱兰：他们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解说：母亲是因为她而受害的，这么多年都一直令林阿婆无法释怀。林阿婆现居住在政府安排的养老院里，到饭点时，会有工作人员前来送餐，经常会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看望阿婆。阿婆的左腿也是当时被日军打断的。从日军那里逃脱之后，阿婆再也没有嫁人，直至是一个人拖着这条残腿生活。

记者：当年解放以后，你那么年轻怎么不想结婚呢？

林爱兰：我不嫁，不嫁，不嫁，我不跟你不正经的。

解说：在我们采访的17位受害者中，林阿婆是唯一一位没有结过婚的老人。每次问她为什么不嫁人，她总是这样极力的说不。

1989年，林阿婆从镇医院抱来了一个刚出生两天的弃婴，这是她捡来的第四个孩子，此时的林爱兰已经有64岁。如今，这个养女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住在另外一个村子。虽然离得有些远，但一有空就会来看望阿婆。

林爱兰：这个好，这个女儿好，女婿也好，她疼我，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给我吃。

解说：林阿婆此前工作过的农场每月会给她五六百元的养老金，政府也会有一些补贴，而阿婆总会把大部分收入交给女儿，她说女儿没有工作，养孩子不好养。

林爱兰：我自己吃，让孙子饿着吗？不行，我宁愿饿着也要这样做。

解说：在海南省澄迈县土垄村，住着三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都曾是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三个阿婆听说我们要来，吃过饭后，就在村口的商店门口等候。

王志凤：告诉别人，别人也会笑，给人抓了能怎么办。有这么多人在村里面，你们来了，村里人就都知道了。放到电视上，所有人都会知道。

解说：1940年，家住澄迈县山口村的王志凤被抓，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

1941年，家住澄迈县茅圆村的李美金被抓，关押在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1944年，家住儋州市的符美菊被抓后，关在附近儋歌墟的据点里。
1945年，日军撤离后，三个女孩再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这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嫁到了土垄村。距离符美菊原来的家，有四十多公里，王志凤家到这里也有二十五公里。

符美菊：日本人侮辱你，人家说你不能生孩子了，别人就不肯要你，不肯要。然后我就嫁到这么远的（村子），远了人家不会知道了，近了人家会知道。所以才嫁这么远，要不然怎么会嫁这么远。

解说：符阿婆的丈夫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去世的，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阿婆的这段经历。

符美菊：现在才讲，（以前）我不讲，阿公以前也不知道。

李美金：怎么会知道这些，我不讲他怎么知道，等到你们来调查，他看见了。我告诉他，他才知道，要不然他不知道。

记者：平常那些村里面的（姐妹）你也不敢告诉她们吗？

李美金：不敢告诉她们。

解说：2003年，县里来人要调查当年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阿婆们知道这事瞒不过去了。

王志凤：队里面的人工作起来就知道了，那些男人知道了，就全都知道了。

解说：三位阿婆说，她们最初还是想守住这个秘密的，既然都报道了，也就没有什么了。

记者：（村里人）知道了没有说什么吗？

王志凤：不知道，我都耳聋了，都不去哪里了，吃饱了就坐在家里面，现在都不出家门，集市也去不了了，能去哪儿？从去年开始就看不见路了。

解说：王阿婆一共有三个孩子，现在和大儿子住在一起。穿过儿子的房间，就看到阿婆自己住的小屋。阿婆的左眼，在两年前患了白内障，没有钱医治，只能等省里的义诊团下乡义诊时再治疗。阿婆现在主要靠偶尔发的低保维持生活。

李阿婆说这十年间有许多媒体都来询问此事，要替她们打抱不平，让她心里舒服很多。

李美金：我们做百姓的也不能怎么样，等到你们这些人来了以后（做调查），我们赞同，心满意足，同意你们做这件事。

解说：邓玉民阿婆是我们此次寻访的十一位海南性暴力受害者中唯一一位来自苗族的阿婆。由于苗族现在依然是母系氏族，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由女性掌权。因此，邓阿婆并没有因为受过日军的欺凌而被周围人歧视，依然是整个大家庭中地位最高的长者。她在众多受害者中，算是最幸运的一位。

陈晓楠：1940年，日军占领了海南省的大部分交通要道、重要村庄之后，开始建立军事营地和据点。第二年，整个海南岛便有据点360余处。

至今，海南省文史工作者调查统计出来的有资料可查，有知情人指证的慰安所共有62家。然而直到1994年，山西省性暴力受害者开始调查起诉两年之后，才发现海南也存在“慰安妇”。

七年之后的2001年，才有一批海南籍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也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在中国海南岛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女性被迫沦为了“慰安妇”。

那么，海南籍的性暴力受害者是如何发现的？在寻找途中又经历了什么呢？请继续收看明天的《凤凰大视野》，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