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看不起张学良？胡适为何批评张学良

导语：张学良在近代抗日史上的位置，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同时代的胡适眼里，有一个与今人的惯性认知迥异的张学良。

一、自30年代到50年代，胡适对张学良的评价越来越低

1、九一八前夕，胡适告诫张学良“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

胡适长期关心时局，张学良又长期身处时局中心，故而很早胡适就曾欲对张学良有所影响。1930年9月，张率军入关，通电拥蒋，结束中原大战，新获晋、冀、察、绥四省地盘，高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力与声望飙升至人生的顶点，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胡却在10月27日写信给张，泼了一瓢冷水：“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显见对张的能力深感怀疑。

胡适的怀疑并非无因。其日记1930年10月11日条下记载了他从罗文干处听来的一段轶事：“汤尔和被张学良派来北平见精卫，初甚得意，每日自译长电几百字，用密码打出。但张学良在葫芦岛，他的秘书王树翰却把他的密码丢了，故每日得电皆不知所云，电告他再译。尔和大怒，发电云：语长不能再译，语密未便交邮，徒劳无益，甚负汉卿兄委托!”军政事务事关机密，岂可“再译”为明码发送?张办事如此儿戏，让胡忍不住感叹：“这个故事真可为妄想利用武人者作一棒喝。”告诫信中的“执事不敬”，应当正是就此类问题而言。

2、热河沦陷，胡适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1933年3月，东北军控制下的热河，不到十天即告沦陷。3月2日晚，胡适“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凌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己。”胡适在日记中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3月6日，胡适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刊于次日的《独立评论》，文章直斥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并列举了张的五大罪过：“(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智慧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胡适并将此文原稿送给张学良看，劝其辞职，将华北全部交给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

3、直到1950年代，胡适仍在感叹张学良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

其实，早在热河沦陷的前一年的1932年8月8日，当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之际，胡适曾公开撰文《汪精卫与张学良》，垦劝张辞职，明言华北的抗日大任，决非张的能力“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胡适说：

“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的，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的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九一八以后，他还可以说有整理残余军队和军实以谋恢复失地的机会和责任，但锦州退兵以后，社会上对他的责难就很不容易答辩了(编辑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明令张学良守卫锦州，但张以只愿全国抗日“玉碎”、不愿东北军独自抗日“瓦碎”为由，拒不受命)。他在这个时候，若能决心引咎自劾辞职，还可以使一般人觉悟凡不能御侮守土的军人必不能保持其权位;即使政府的威权不能立即执行其应施的惩罚，个人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潜势力终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张学良先生是个少年军人，经过了这五年来奇惨大辱的经验，他应该明白今日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他如果还有替国家做大事的野心，他应该撇开他的过去，摆脱一切障碍，努力向前途去创造他的将来。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劳效力的机会。如果他到了今日还不能有这种觉悟，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

1932年，张学良(左一)与国联调查团，正中是于凤至

但张学良没有理会胡适的敦劝，终于还是熬到热河沦陷。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的看法跌到了谷底。12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12月20日，上海《大公报》刊登胡适的文章《张学良的叛国》，表达了其对张行动的完全否定。直到1950年，胡适仍在《史大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中感叹：“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

二、从热河沦陷来看，胡适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1、暴虐到把百姓驱入日寇怀抱的省主席汤玉麟是热河沦陷的关键

要判断胡适对张学良的上述评价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依据，热河沦陷是最佳的观察案例。因为相对于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热河沦陷前后，胡适与张学良的直接交往最为频繁和密切，其观察体会理应最为准确。

1933年2月23日，日军发起“热河作战”，仅仅10天，面积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即全部沦陷，举国震惊。热河瞬间沦陷的直接责任人，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省主席、奉系军阀汤玉麟。此人土匪出身，嗜财如命。其治理热河，横政暴敛，大种鸦片，据杜月笙下属郁咏馥讲，“热河的汤玉麟，每年就有价值好几百万元的烟土运来上海，都是由杜月笙代为销售”，热河沦陷前夕，汤玉麟不去指挥作战，而是忙于征集卡车赶紧把鸦片、家产运往关内。汤部热河兵力号称8万，其实大部分吃的空饷，实际兵力不过2万左右，且军纪败坏，战斗力极为低下。汤玉麟自己很清楚，面对日军的进攻，“看我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同时汤又割据意识浓厚，视热河为个人私产，宁愿与日军互通款曲，被日军攻陷，也绝不愿意其他部队进入热河。整个热河之战，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全盘指挥可言，没有进行过一次主动进攻，大部分防御战，都是在伤亡不过数十人的情况下即全线崩溃退却。日本军官铃木美通在日记中写道：“汤玉麟曾通电全中国，‘誓与国土共存亡’，但十数日汤却如云如霞，不战而逃。”

汤治理热河，其暴政之烈，已至将百姓驱入日寇怀抱的程度。张学良对胡适讲：“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胡适当时担任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理事，颇能得到第一手的前线信息，他也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 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当时传言说日军仅靠128名骑兵，即不费吹灰之力攻陷了汤玉麟坐镇的热河省府承德，汤落荒而逃，不知所踪。此事在当时被国人视作民族的奇耻大辱，殊不知若干年后，据日方资料披露，承德的沦陷，仅系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参谋河野悦次郎所乘坐的一辆装甲车所致，河野当日乘车侦查前线，发现城内守备荒芜，即下令冒险冲入城内。一辆侦查装甲车，至多不过承载十数人，较之当年128名骑兵之传言，于国人实可谓辱无可辱。日方史料还证实，承德百姓确实拥上街面欢迎日军，与张学良、胡适当年所得到的信息可以互相印证。

左起：张学良、宋子文、汤玉麟、孙殿英齐聚热河商讨热河防御战事。

2、蒋介石曾反复要求张学良解决汤玉麟，但张犹豫不决终未执行

热河十天尽失，但南京国民政府积极筹划热河防务，却至少可以追溯到1932年3月。上海一反之，若日军取得热河，则可俯视华北，进窥平津。而且就攻防战略而言，热河多山，易守难攻，平津地区则是一片旷野，是日军飞机、坦克、重炮的用武之地，故而欲护卫平津，必须先保住热河。但热河政权操于昏聩无能的汤玉麟之手，不解决汤玉麟，则一切都是空谈。故而1932年6月的庐山会议中，蒋介石、汪精卫已共同决定命张学良先解决汤玉麟，占领热河，一者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二者威胁山海关日军，使其不敢轻易进窥平津。蒋并有手书交汪精卫带给张学良，嘱咐其依计划行事。但张学良并无动作，更与造访北平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彻底闹翻。

蒋介石此时忙于在南方完成剿共，故虽然对张学良与汪精卫闹翻很不满，视其为“纨绔庸弱之徒”，认为他没有解决热河的决心和勇气，但仍寄希望于张能够依计行事，毅然派兵入热解决汤玉麟。7月7日，蒋致电蒋伯诚，再次建议张学良采取强制手段，“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开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遵令，倭亦无法”，并表示“宁可先占热河，暂弃平津，亦所不惜”。随后，因张学良与汪精卫冲突时声称“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他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量”，蒋又派亲信张群北上与张学良面商一切，以使张确认解决汤玉麟完全是蒋的意思。但张还是未能如蒋所愿，拿下热河。

张学良之所以迟迟没有动作，胡适说他“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热河不守，则平津亦不可守;保住热河，则平津虽失，也必有收复的一天——这是包括张学良也承认的客观形势判断。但张一面担心日军趁虚侵略平津，一面又忧虑不能顺利解决汤玉麟;既对防守热河缺乏信心，又幻想与日本人互通款曲的汤玉麟能在平津与满洲之间起到某种缓冲作用。种种犹豫不决的结果，是张不但没有按蒋介石的计划行事，反而将中央有意撤换汤玉麟的消息透露给了汤的儿子，以求拉拢汤。热河作战时，汤即以此为由只要军需不要援军。

整个1932年7-8月，蒋介石一直在不断地通过电报督促张学良进兵热河，解决汤玉麟。张群的到来曾一度让张精神一振，表示将誓死贯彻蒋对热河的处置计划，但很快又习惯性地陷入犹豫不决的境地，7月23日，蒋介石又一面致电张群追查张学良是否按计划出兵热河，一面指示汪精卫、宋子文，务于本月给张学良筹款50万元，“以免藉口中止进兵”。蒋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全，但到7月30日，张的热河政策已经变成了“责成汤玉麟专事防御，监视日本态度”，以至于蒋介石不得不在8月5日再度致电张，要他“既决心进兵热河，即当速进”，“否则时机一过，必致败亡”。稍后发生汪精卫与张学良交恶事件，汪指责张无抗日之意，愿以自己的辞职换取张的辞职。蒋介石两面安抚之余，仍竭力催促张学良迅速解决热河问题，要求“无论汉卿辞职与否，应于三日以内，亲率所部急趋热河，以最秘密最敏捷之方法行之，不宜稍涉游移”，并提出上中下三策让张学良自己选：“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结果，张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三策，以至于蒋慨然长叹，认为张学良“诚不足与共事”、“ 可痛、可叹”。稍后，北平绥境公署改组为北平军委会分会，以张学良代行分会委员长职权，所谓辞职，不过是换了个名称继续控制平津罢了。

直到1932年底，12月25日，蒋介石仍在敦促张学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但迄至1933年2月日寇侵热，不但汤玉麟问题没有解决，热河防御更是丝毫未曾着手。

3、张学良的自我辩解避重就轻，推卸责任

对于热河失陷，张学良晚年有一段自述，自认为“此一问题，是我上对国家，下对热河人民，一件重大的过失”。其中重点提到自己没有能够及时解决汤玉麟，“致使他久祸热河地方，在这一点上，我实觉对热河的父老，深为咎歉。”但张先是把汤玉麟问题的不解决归咎于孙科，说孙科的代表曾“在汤处大事活动，希囹拉拢汤之武力，而为汤撑腰”，使商震部队入热取代汤玉麟的计划受挫;又说汪精卫“通电促我下野，致使热河问题，整个停顿”。

张的这些推辞明显是不成立的。孙科政府仅上台三个月，即被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搞垮。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政府内的力量，亦远非孙科可比。张有蒋、汪的支持而不能解决汤玉麟，却归咎于势单力薄的短命孙科政府，实在荒唐。汪、张交恶后，汪精卫实际上也未能逼迫张下野，他仍以代行北平军委会分会委员长的名义，控制平津，蒋介石也继续督促、支持其解决汤玉麟，但张始终没有动作，终于发展到“汤虽口中承诺布防，但始终未向前调动一兵一卒”。张也知道这些推辞难以服人，也承认“热河汤玉麟的问题，……我不能诿过于人。……我早知汤玉麟昏聩贪悍，虽屡思除去，在九一八之前，不能当机立断，致延至九一八以后，为投鼠忌器，无可奈何。每一思及，我深感愧怍也。”

1933年3月4日上午10点，日军进入热河首府承德

最值得一驳者，是张学良的“要玉碎不要瓦碎”的不抵抗理论。锦州之役，南京屡屡电告张学良，命其抵抗，但张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锦州的东北正规军未对日军放一枪一弹。张不抵抗的原因，据东北军将领王化一1931年12月29日的日记记载：“汉公表示‘不为瓦碎’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所谓“玉碎”，是指全国抗战而言，所谓“瓦碎”，是指东北或锦州的单独抵抗而言。换言之，张学良坚持认为：只要南京国民政府一日未能发动对日全面抗战，则东北军一日不能誓死抗敌，决不“瓦碎”。张的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 的不抵抗理论，在1932年汪精卫亲赴北平促其出兵抗日时，被再次提出，张拒绝汪的理由即是“政府(对全面抗战)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全面抗战”与否，成了张手里用来对付南京的一面极有效的盾牌。

但张没有可能不知道，南京政府在1932-1933年间的抗日策略，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对此有充分的说明：“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该政策，是国民政府宁、粤双方代表1931年10月间在上海召开团结会议共同商定的，其要点有三：1、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2、不主张对日宣战;3、不主张退出国联。就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而言，对日宣战进入全面抗战，确非其时，以局部抵抗来达成交涉，进而阻止日本侵略行动的扩大，是相当务实的做法。这一政策，不但是政府内部的共识，也得到了包括胡适在内的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对此一方针，张学良不可能不了解，何况胡适作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坚定支持者，此一时期更与张来往甚多。在明知“全面抗战”尚非其时，政府只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情况下，张无视南京的命令，擅自率东北军不做抵抗撤出锦州，无疑等于是在拆南京的台——既无抵抗，自然也就丧失了交涉的资格。

事实上，即便热河之战前夕，当局宣布全面抗战，东北军也未必能够承担起抗战的重任。首先，张学良的地盘意识与汤玉麟并无二致。当日军部署攻击热河之际，华北地区的非东北军系将领如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曾联名要求蒋介石北上亲自坐镇主持部署，否则前途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但张并不希望蒋介石北上，曾委婉致电蒋说：“钧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善;倘南中公务紧要，一时不克来平，最好请令(宋)子文兄先行来平”。张的意思，显然是借宋拒蒋，但蒋并不答应，他告诉张：宋子文无法抽身，“如兄赴热，弟可北来”。蒋的意思，是要以自己的北上，把张逼到热河抗日前线去。蒋欲北上的同时，还曾想要调中央军一道北上，但也被张拒绝——1933年2月14日，蒋在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上批复道：“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恐友军多虑。以(张)汉卿前嘱(蒋)伯诚电中，如中央军不加入前线不如不来之语。此果为何人之意，其电中并未详明。故未开战前，中央军不如缓上。”但蒋却没有料到，在没有中央军存在的情况下，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北上，热河就沦陷了。

其次，在热河沦陷后的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的抗战欲望明显不如其他部队。热河之战中，抵抗最坚决，损失最惨重的，是后来以盗陵而臭名昭著的西北军孙殿英部;长城抗战中，以宋哲元的西北军和徐庭瑶的中央军作战表现最为突出，晋系的商震部也损伤惨重，东北军几乎没有表现，古北口的王以哲旅得知张学良下野，即脱离前线“退至北平附近”，只得以中央军补入前线;张挺枢师则“因稍有伤亡，自动撤回，致左翼城墙为敌所占领。”胡适更是痛心于东北军军官的贪污腐化已至极点，：“九一八后，东北军人虽遭绝大耻辱，他们在关内的行为无一不是存了日暮途穷的颓废心理，只想快发财，毫不体恤士卒，更不系念国家。拿这种颓废堕落的军官来抵抗那抱着并吞东亚野心的日本军人，岂非以卵击石吗?”

结语

热河沦陷后，张学良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遂与蒋介石商议后宣布下野。张后来回忆称：“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弃之如敝屣，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蒋却在日记中记载：“子文以军队安置甚难，去汉卿甚有难色，汉卿亦不甚愿去职。余与之决定，劝其辞职，且速离平。”孰可信孰不可信，读者当可有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