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杨虎城
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