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客卿'张宗昌：在张作霖眼皮底下起家

在绥宁镇守使的任上，张宗昌最大的收获就是“白俄兵团”的组建。资料记载，1922年冬，被苏联红军打得抱头鼠窜的白俄军队纷纷逃到我国境内，仅绥芬河一带就有万余人，而这正是张宗昌改变命运的契机。说起张宗昌与白俄军的渊源，还颇有传奇色彩。一天，张宗昌发现山沟里躺着一个俄国军官，饥寒交迫，好像快要死了。好在张宗昌懂俄语，一打听，才知道那人竟是白俄军队的一个炮兵司令，名叫葛斯特劳夫。张宗昌对俄国人的印象一直不错，便命人施以救治，十多天后，葛斯特劳夫恢复了健康。为了报答张宗昌的救命之恩，葛斯特劳夫透露俄境不远的山沟中，有一铁路支线，白俄军队遗有一列军火，还有大炮若干，但没有火车头了。如果张宗昌想要，他可以带路。
张宗昌赶忙要来一个火车头，将那列军火收入囊中。更令张宗昌欣喜若狂的是，跟随这列军火而来的，还有300多名白俄官兵，其中有原白俄步兵团长聂洽耶夫，高级军官有米乐夫、米海夫，还有原哥萨克骑兵旅长金钟仁(俄籍朝鲜人)等人。张宗昌敏锐地感到，这些人是宝贝，他们虽然是苏联红军的手下败将，但如果放在中国打那些土匪底子的军阀，其战斗力还是相当惊人的。此后，又有成百上千的白俄军人前来投靠。
我们知道，张宗昌并不是张作霖的嫡系。就此而言，张作霖对张宗昌的迅猛发展，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匪乱”剿平，忧的是张宗昌势必坐大，难以驾驭。但张作霖本质仍然是个军阀，奉行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帮我打胜仗，那你就应当帮我打更大的胜仗，至于这胜仗是怎么打的，你又发了多少财，干了多少昧良心的事儿，都可以算做“技术细节”，容当后议。应当说，张作霖对于张宗昌还是颇为赏识的。张宗昌喜欢赌博，张作霖便任他狂赌，其关爱之情可见一斑。但有一次，张宗昌到沈阳拜见张作霖，大大咧咧地往里走，边走边喊：“老爷子，我来……”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妈拉个巴子的，你当在家里呢。”从这件小事上可见，张作霖虽然以粗人自居，但在与张宗昌的交往中，仍然要强调尊卑界限，有着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
事实上，张作霖并非没有意识到张宗昌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但他急欲扩张之时，也就放任自流了。有资料称，张作霖确曾有过将张宗昌的部队解除武装的想法，只是后来张宗昌迅速做大，未能如愿，这就是古已有之的“投鼠忌器”。关于此节，有一则传闻可资佐证。说是有一次张学良和张宗昌打“沙蟹”(民国时流行的一种扑克赌博)，堪称民国时最大的赌局。张学良提出，如果你张宗昌输了，就交出兵权;张宗昌则提出，如果你张学良输了，就按花名册给我补半年的饷。结果，张宗昌侥幸胜出。张作霖闻知此事，深感遗憾，说：“小六子毛还嫩啊，假如一把牌释了张效坤的兵权，该让我省去多少烦心事。”此说可能不实，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作霖对张宗昌一直心存忌惮。

张作霖
但话说回来，张宗昌又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眼皮底下“起家”的，这可能就是当时军阀总要面临的“囚徒困境”吧——你必须“养虎”，因为你需要占领“山头”，而“养虎”又必然“遗患”。张作霖自然也需要养张宗昌这只虎，他也认为白俄兵团“可用”。直到1924年9月，苏联代表与张作霖签署《奉苏协议》后，仍继续谴责张作霖收编白俄匪军的行为。但张作霖则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为了“安抚”怒气冲冲的苏联人，耍起了外交手腕，即把白俄官兵“入籍”为中国人——那中国人在中国当兵，你们苏联就管不着了吧?为了广招白俄残军，张宗昌还在哈尔滨、天津两个口岸设立了“入籍军”招兵处。
据称，张宗昌以白俄“入籍军”成立了第65独立师，共约2000人。下辖铁甲队、独立工兵团、骑兵团、骑兵卫队及飞机队等组织。现有资料无不记载，白俄官兵军纪极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张作霖和张宗昌也只看重白俄兵的“作战勇猛”，而对其违纪违法之事很少追究，就是白俄兵真犯了重罪，也不过是送回原招募地而已，甚至还规定对白俄官兵概不判决死刑。张宗昌对白俄军最大的“优待”还在于，他从来不拖欠白俄官兵的军饷，而且最低发放相当于准尉的薪金待遇。
从另一方面来说，白俄军也确实没有让张宗昌失望，尤其是装甲车队，对张宗昌来说更是“战功卓著”。铁甲车队所用的战车是军用运输货车，能三面开火，速度特快，是张宗昌的“开路先锋”。整个白俄装甲车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天津沿津浦路一直打到长江北岸，为张宗昌在军阀混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而按照参谋长王翰鸣的说法，张宗昌“本来和张作霖素昧平生，毫无瓜葛，被迫投到奉系，由一营宪兵，二百支旧式枪，到收留白俄军队而得到新式武器，张作霖这才不得不勉强把他当成自己人。因而张宗昌在奉系里，才算有了立脚点。”王翰鸣也不是张作霖的嫡系，而且与张作霖的关系更为疏远。他所称的“二百支旧式枪”，有“夸张”成分，据徐彻所著《张作霖传》记载，张作霖在派张宗昌剿平高士宾叛乱时，曾拨给张宗昌200余支别烈弹(一种打铅丸的枪)，这可能就是王翰鸣所说“二百支旧式枪”的由来。但实际上，张宗昌原来所带的一营宪兵，绝不可能没有武器补充。张作霖在派遣张宗昌之前，就曾说过“他花了我几十万”的话。但王翰鸣故意往更坏里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王翰鸣既然跟了张宗昌，自然会感到受了冷落和压制。
1923年奉军秋季大演习时，张作霖仍有解散张宗昌所属部队的想法。因为张宗昌的军队成立较晚，匪性未除，甚至让张作霖这样的老土匪也看不惯。还有一点，按着王翰鸣的说法，张作霖尤其痛恨种大烟(此说纵然成立，也不能说明张作霖曾经加以整肃，因为张作霖需要军队，而那个年月，大烟是解决军费的最好途径)，因而总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再加上杨宇霆也反对张宗昌这一绺子人马，欲除之而后快。据王翰鸣回忆，张作霖曾对军事演习校阅委员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等人说：“每年花一百多万，养着这帮队伍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解决，遣散好了。”
正是这次演习，发生了流行颇广的郭松龄“操娘”事件。不难想见，心高气傲的郭松龄不会看得起张宗昌，又有张作霖的“通气”，因而对张宗昌的部队要求特别严格。当时，大雪深达数尺，演习时，士兵有的被冻伤，有的被高粱茬子扎伤，令张宗昌心里老大不痛快。休息时，张宗昌和王翰鸣在庄稼地旁的一处窝棚里避风。张宗昌蹲在炕上，掏出随身携带的烧酒，边喝边发牢骚：“他娘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恰好郭松龄推门进来，厉声责问张宗昌：“你骂谁?”张宗昌解释说：“这是我的口头语。”郭松龄得理不让人，指着张宗昌的鼻子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一时间，窝棚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身旁的副官们心生寒气，以为会有一场“火并”，但接下来的情节更富戏剧性，只见张宗昌跳到地下，对郭松龄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那还有啥说的?”郭松龄没吭声，扭头便走。
在这里，我们说张宗昌耍熊也好，说张宗昌能屈能伸也好，总该承认，张宗昌还是有容人之量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宗昌其实也知道，他在奉军里的地位极其微妙，他惹不起郭松龄，因为郭松龄的后台是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大帅的亲儿子。鲜为人知的是，张宗昌还曾因此与郭松龄拜了把子。那是李景林(时任奉军第三梯队司令，后任直隶军务督办)撮合的结果。为此，李景林还特意找来张学良，张学良也加以劝解，据王翰鸣回忆，郭松龄还向张宗昌赔了礼。李景林又提议，咱们四人“义结金兰”，为后人留下一段“将将和”的佳话吧。但这种结拜，一言以蔽之：称兄道弟，心隔千里，你抽我筋，我剥你皮。
应当说，这次演习，张宗昌经受住了考验，张学良向张作霖报告时，将张宗昌的第三旅“学科战术成绩优良，士兵如何能够吃苦耐劳，夸大其词，形容了一番”(王翰鸣回忆)。与军纪和大烟相比，张作霖显然更为看重的是“打胜仗”。既然张宗昌已经练成了一支“很好的军队”，那就用来打更大的胜仗嘛。随即，张宗昌的部队由吉林第三旅，改编为奉天陆军第三旅，算是升了一格。第二次直奉战前，又编了一个炸弹团。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宗昌成了实力派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开战之前，张作霖命李景林第一师和张宗昌第三旅合编为第二军，李景林为军长，而张宗昌为副。但两人仍然各带各的队伍，各打各的仗。1924年10月，张宗昌率部直抵玉麟山，与“讨奉第一军副司令兼第三路司令”董政国对阵，两军相交，鏖战七昼夜，战至激烈处，连马弁和卫兵都上了前线，最后终于攻克玉麟山，又攻克“讨奉第一路军总司令”彭寿莘把守的冷口，逼近直军大本营滦州，成为第一支攻入关内的奉军。随后，张宗昌又直扑天津，打算活捉“常胜将军”吴佩孚，但未能如愿。此后，张宗昌急转兵锋，过卢台、越昌黎，一路追击由山海关溃退下来的直军散兵。他利用先破敌入关的优势，收编了六七万直系溃军，在马厂改编成四个步兵旅、三个特种兵团、两个先遣梯队、一个辎重大队。从此，张宗昌就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北方实力派。
时人称张作霖有五虎上将，分别是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郭松龄，这五个人各有特点。时人评价说，韩麟春有智谋，而不拘小节;李景林多才艺，而好说大话;郭松龄机敏狡诈，城府颇深;姜登选豪爽轻财，和蔼可亲，能与士卒共甘苦，重义轻利;而张宗昌粗鲁放纵，无规矩准则。笔者以为，张宗昌能列名五虎上将，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张宗昌进驻滦州后，张学良也从山海关赶到滦州，见张宗昌收编了这么多队伍，大为惊骇，但也不得不说：“长腿(张宗昌身高腿长，故有此称)，你真行啊。”不过，张宗昌在奉军中，原本就处于边缘地位，他的急速扩张自然引得奉系将领的极大“关注”与“不安”。张学良的心里也不舒服，据王翰鸣回忆，张学良曾因此“在懊丧中与郭松龄大起争吵”。而春风得意的张宗昌也的确体验到了咸鱼翻身的快活，王翰鸣曾颇有感触地对张宗昌说：“我们寄人篱下，这回总算出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