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轻“治经典”的历史文化现象——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

《三国演义》中赞扬诸葛亮之处枚不胜举，但赞扬诸葛亮时反映出轻“治经典”倾向的却集中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在舌战东吴严峻时，针对严峻问他“治何经典”的诘难，他以有“匡扶宇宙之材”的商朝伊尹，周朝姜子牙，西汉张良、陈平，东汉邓禹、耿龠等未治经典为例，把“治经典”的儒者痛斥为“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 文弄墨”，只会寻章摘句，不能兴邦立事之“腐儒”。在反驳汝南程德枢讥刺他“好为大言，未必 有实学”时，他又以 汉扬雄为例，把“治经典”的儒士痛斥为“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小人这儒。如何正确看待《三国演义》赞扬诸葛亮时这种“治经典”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
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是历代教育的共同要求。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从儒法两家的教育思想来看，虽然他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但他们都要求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能够成为本阶级的有用之才，却是相同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要求当时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具有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有用知识、有用本领；法家教育的有用知识`有用本领。学而有用，学而无用，学以致用是各个阶级教育的共同要求，学而无用，学不能致用中任何阶级的教育都不需要的。
学而优则仕是历代统治阶级教育培养本阶级人才的高层次目标。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教育家或教育工作者，都把自己能够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一一杰出的仕，当作高尚而自豪的事业。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他所精心施教教育培养出来的3000弟子中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宰我、子贡、冉有、子游、子夏等所谓七十二贤人，就是一批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高层次的有用之才。而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在魏国用法家思想陶冶出的公孙痤、商鞅等大批人才，荀况在赵、齐、楚等国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的韩非、李斯等思想家、政治家等则都 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高级的、著名的有用之才。这些高层次的有用之才都在他们各自所服务的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活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bet365365体育上仕的产生土壤是“士”阶层。“士”又分为从事政治活动之士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之士。这是春秋时代才出现的划分。本来，“士”在殷周两代，是奴隶主贵族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在西周时，士不分文武，平时他们“修德论道”，讲习礼乐；战时则披坚执锐，攻城略地，是奴隶主政权的主要支柱。到了春秋时代，“士”的含义才有了变化。这时的“士”主要是指从事政治活动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管子》一书把士列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士只是老百姓中最高的一等。由于奴隶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都要招纳一大批能够为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从事政治活动之士。由于从政之士，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各国政权中的柄政者，因而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其重大作用，甚至从政之士中有不少人自己成为执政者，对他人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这些从政之士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渐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刮目相看。相比之下，从事文化教育之士，尤其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所谓专“治经典”之士，由于他们无权无势，又处于社会较低层次，在重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在人们心中的份量就根本无法与从政之士相比。随着他们社会作用和地位的逐步下降，他们越来越被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尤其是被手握重权的从政之士所轻视，乃至所鄙视就 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到了诸葛亮生活的东汉末年更是如此。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