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从春至夏,这片土地上的局势平静而又诡谲。5月份,前来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长野县人)提到一个问题:仗怎么打?永田被认为是日本陆军最有脑子的人。石原尽管自己很孤傲,但碰到永田,不得不收敛三分。永田问:“有人说你在搞谋略,你有把握驱逐东北军么?”石原说:“我知道永田课长有更好的办法。”永田笑着说:“不如从国内调两门大炮过来吧,沈阳的城墙太厚了。”石原惊叹于永田的细致,问:“多大口径的炮?”永田说:“240毫米口径的,好吧?”就这样,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野战重炮和不多的炮弹被悄悄运出东京,拆成一堆散件经神户港运抵旅顺,然后被秘密送到驻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
见到大炮后,石原很高兴,但又皱眉头:“老了点吧?”确实。这两门战炮口径很大,但却是二十多年前用在日俄战场上的家伙。而
张学良那边,飞机大炮,什么都不缺。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没炮兵,把散装大炮攒起来可是个技术活儿。由于是秘密搞的,又不能向第2师团的炮兵请教,只有自己鼓捣。炮装好了,谁会发射呢?谁又能保证击中目标?要知道,开炮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儿,对目标进行测距和锁定不是一般人就会的。石原倒想得开,对手下说:中国人有句话叫“赶着鸭子上架”,你们就是鸭子,沈阳外的东北军北大营很大,我不要求你们一炮打死多少人,只要你们能把炮弹打到北大营里,就算完成任务,OK?
虽说张学良在东北有二十多万正规军,沈阳周围有六七万人。如果动手了,张学良会怎么办?石原认为:小张比老张差几个段位,不足惧!说不足惧,并不是说石原有必胜之把握。动手后,张学良怎么反应,石原也没底。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足惧,在他看来,“不足惧”是个态度,是一切干大事者该具有的素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如果起事,是一次天大的冒险。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明白。如果真有一百万关东军放在这,那他也许会马上辞职回老家教书,因为在他眼里,军人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冒险。契机来了:中村震太郎出事了。中村何许人也?
1931年初,负责情报工作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新潟县人),派过来几个侦察员,对北满地形和东北军驻军情况进行摸底。中村是其中一批。5月10日,他离开东京。第二部前一次派遣人员,是后面提到的“樱会”二号
人物、南京大屠杀“不留战俘”命令的起草者:长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冈县人)。但长勇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了东京。中村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对那个年代的日军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中国偷偷摸摸地绘制军用地图的本事太厉害了,很多地图可以精细到村口的一条小河。明治维新后,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1937年的日军参谋们就是拿着10年前画好的地图打南京的。中村就是个画地图的天才。但6月25日,中村在察尔森山(现内蒙古兴安盟)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公署第3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发现。多天后,片仓衷来到洮南,一直等他却没到。他知道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