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的历史原因：日军欲进一步迫降东北军

长城战役，为抗日战争初期的一场战役。
1933年，日本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归附伪满洲国为由，与伪满洲国军队进军热河，东北军元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之后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与热河，国民政府派遣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以上均为西北军将领)、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刘戡(以上均为中央军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以上均为东北军将领)等，与日军在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界岭口凭险固守，但最终由于军备不良、战力消耗殆尽、战略位置丧失而撤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颤动着历史的声音，其中也包括了华北危机和长城抗战的悲壮历史。华北危机是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而造成的华北地区的严重局势，实际上也是全国、全民族的危机。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广大地区。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开始向山海关进攻。爱国将领何柱国率守军奋起反击，千百年前古人留下的长城再次点燃了抗击侵略者的烽火。通过3个昼夜的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3营将士全部殉国，1月3日山海关失陷，日军将太阳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
日军很快转向进攻热河(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共22个县)、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地区及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南部与河北省接壤地区)一带，力图先占领长城北部地区，再攻破蓟镇、宣镇长城防线。在承德失守，在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蜿蜒1000多里的长城沿线上，中国守军严阵以待。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深知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地。此外，山海关是关内援助东北义勇军主要通道，日军为消灭义勇军正欲“夺之而后快”。为此日军不断在山海关东罗城、东关校场等地建设营房、构筑工事、设置岗哨，与中国驻军呈犬牙交错之势，并严密监视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榆关正面的四千日军虎视眈眈，东部日军炮兵阵地居高临下，海面上有11艘日军驱逐舰停泊。驻守榆关的张学良东北军第九旅，对日军各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忍辱退让。日方指使驻守山海关的日军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诱降第九旅旅长何柱国，表示日方愿帮何柱国攻下热河，建立一个包括冀东和热河在内的自治政府。何柱国对日方的诱降敷衍拖延，始终没有答应。
日方见诱降不成，开始不断的制造事端，借机开战。从1932年5月开始，制造了“义勇军事件”、“强登第一关城墙事件”和“炮击榆关事件”，多因中方的让步没有燃起战火。1932年12月的“炮击榆关事件”之后，何柱国知道日军决不会善罢甘休，他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榆关的情况。张学良为洗刷“九·一八”之耻，决心抵抗，并在长城沿线作了全面的军事部署。战前日军在榆关陆军总兵力约3000人，野战炮40门，铁甲车3列，坦克20辆，飞机8架，军舰2艘。榆关城里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九旅的626团，兵力2257人，武器配备只有迫击炮、平射炮和机关枪，625团和627团的两个营驻于榆关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