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对手如此咄咄逼人,奕劻和袁世凯自然也不甘心吃哑巴亏。他们伺机反击,先是以广东边境不靖为由,称“非知兵有威望者督粤,不能镇慑”,推举岑春煊为最佳人选。四月十七日,清廷下诏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不等他部级大员的位子坐稳,就将其挤出了北京。但对于更老辣的瞿鸿禨,他们一时还没有杀手锏。
据《凌霄一士随笔》等清末掌故名作的记载:
有一次,慈禧单独召见瞿鸿禨,提到奕劻时说: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让他休息休息吧。显然慈禧对之并不满意。瞿鸿禨见机即进言:太后圣明,如罢其政权,正所以保全其晚节。慈禧说:我自有办法,你等着看吧。
瞿鸿禨甚是高兴,将此事告知门生兼姻亲汪康年,说奕劻不日将罢官。而汪康年又将消息透露给他一位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高某,高某马上向报社发回电报。美国驻华公使接到伦敦的来电消息,叮嘱其妻子在拜见慈禧时探听虚实。当公使夫人提及此事时,慈禧十分愕然,答曰:没有这么回事。又问消息从何而来?得知是伦敦《泰晤士报》所载,慈禧声称:此乃谣言,千万不要相信。
慈禧想到,自己只和瞿鸿禨一个人说过这件事,必定是瞿走漏的风声。慈禧气愤到了极点,随口大骂:“瞿鸿禨混账!”不巧,这话被正在宫中服侍慈禧的奕劻之女四格格听见了,她赶忙将此秘密传给父亲。奕劻即与袁世凯商议,都认为机不可失,必须趁此扳倒瞿鸿禨。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在袁世凯等的授意下,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参奏瞿鸿禨“怀私挟诈”。最后,瞿鸿禨开缺回籍。七月初四日,朝廷又以两广总督岑春煊久病为由,亦将其开缺。
前后扰攘三个多月的“丁未政潮”,至此落幕。瞿、岑联袂夺权不成,反倒落得两手空空,而奕劻与袁世凯自此一家独大,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尽管因江春霖的拼力上奏,赵启霖官复原职,但对“丁未政潮”的结局已无足轻重。
至于无端卷入政潮的歌妓杨翠喜,又是何种命运呢?据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一书中的《振子和谢珊珊、杨翠喜》一文所载:
翠喜入王府后,颇不见容于贝子夫人。因为翠喜得到专房之宠,贝子夫人常常哭到深夜。本来是乌烟瘴气的王府,更因此闹得鸡犬不宁。当贝子听到赵启霖提出弹章后,只好当天就慌忙打发翠喜回到天津。翠喜回到天津后,直接投奔王锡瑛(益孙),又不为王的老母所容。王的母亲视翠喜为祸水,边哭泣边摒之于门外。翠喜再投奔王贤宾(竹林),也不被所容,当夜只好寄宿在某戏馆中,第二天,王锡瑛租赁一间房子,才将杨翠喜安顿下来。
而据载振的儿子溥铨记述,对于弹劾案的内情,他们家人并不清楚。溥铨听家人说,府里确实没有见过杨翠喜,当时载振的三侧福晋刚进府,尚未封为侧福晋,府里还称她为“姑娘”。此案发生后,大家都怀疑她就是杨翠喜。
载振本人主动申请“开缺”后,心灰意冷,据溥铨回忆,父亲到了晚年,还叮嘱其子女:“作个小事还可,千万不要入政界。”
杨翠喜以一本来无足轻重的歌妓,于一代王朝兴亡史上居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牵动一时政局之人物,大概就是人们关注“杨翠喜案”,百年来仍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吧。
文史大家邓之诚先生(1887~1960年)曾作《书杨翠喜案》一文,将此案置于晚清衰颓的政治大背景下考察,感叹人才凋零,权臣庸碌。他说:
杨翠喜寻常里巷中人,非有倾国之貌;因缘时会,亦得挂弹章,腾万口。衰世乏才,乘时擅权者,率不能高于此辈,良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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