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不少。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滑玉不如。
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
唐代还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游仙窟》。所谓的仙窟即是青楼。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所以古人道“游仙”时,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
《游仙窟》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挑逗,写得极为生动活泼,才华横溢,艳而不俗,色而不淫。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也极力诗化之,最后临别时无限伤感,发出“人生聚散,知复如何”的慨叹。其实青楼之欢,不就是“为了告别的聚会”吗?
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楼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游?”
到了宋朝,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而不知有宋诗了。其实,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去掉青楼,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只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上的。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简直就溃不成军,只剩下几个“豪放派”的傻老爷们,手持铜琶铁板,干吼着“大江东去”,知道的是唱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
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故这里不作抄录。一般说来,“诗庄词媚”,词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吟风弄月,传情表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热恋就是失恋。所以,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于此,理想的色彩减少了,仙境的感觉冲淡了,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么潇洒适意。秦观的“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么地一往情深。周邦彦的“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多么地温香醉人。较之唐诗,许多人更爱宋词,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见犹怜,能不叫人爱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需要斗智斗勇。当然,结局总是大团圆的。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楼仍然是美的。
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左一张港币,右一张美钞,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这么一来,无论怎么诗化,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干净了。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蛮可爱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此外,青楼里又多了许多“棒尖”的帮闲无赖王八蛋,欺内瞒外,乌烟瘴气。如此一折腾,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也许这属于一种“现实主义”诗化吧,不能让青楼总那么“月朦胧,鸟朦胧”下去,是骡子是马,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这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继续美化
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在这样的文字中,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悲剧、喜剧都变成了闹剧。直到20世纪初,《九尾龟》、《海上繁花梦》等书刊行后,青楼已然诗味寡然。随着青楼的衰落,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聪明的人们着穿了仙境的不实,看穿了雅趣的无用,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直截了当地说着“嫖娼”或“逛窑子”或“打野鸡”。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辗碎了青楼之梦、红楼之梦。会作诗填词、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便好“与狼共舞”。
没有诗化的青楼,不论设备多么现代化,服务多么专业化,都等于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