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宋英宗年间,京都汴梁某陋巷里,一崔姓人家正在为儿子崔杰举办婚礼。崔家是做小买卖的,家境不是太好,所以,婚礼办得略显简单了些,这让新娘子很不高兴。为啥不高兴?丢份了呗。
新娘子家姓李,在汴梁城里起码算是个“中产阶级”家庭,有钱人。宋代有“金嫁女,银娶妻”的习俗,女方的陪嫁之物甚是丰厚,有的时候,甚至连男方应该承担的婚宴之资,女方家庭也包干到底。这位李大小姐看到婚礼如此简单草率,一张俏丽的瓜子脸立马变成了鞋拔子。
还好新郎崔杰生得不错,清秀而温和,李大小姐很满意,于是,这对小夫妻开始过自己的甜蜜小日子。一年后,李氏生了个女孩儿,甜蜜的小日子从此不再甜蜜。
由于崔杰是个彻头彻尾的平头老百姓,史料里找不到他的详细记载,其性格、观念及为人到底如何,我们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断。
买卖人家的孩子,耳濡目染都是如何做生意,养成逐利的性格是可能的,在情感上或许会淡薄些,这是其一;其二,温和的性格,还有一个代名词,叫懦弱,这种男人往往多几分女儿气,少几分男人味;其三,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崔杰多半不能免俗。这三点,极有可能直接导致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
生了个女孩儿,李氏心里也憋屈,生男生女,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吗?你崔杰咋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你跟我打冷战,我还不侍候了。原来,她在出去游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姓任的帅哥,哥有情,妹有意,早就打得火热了。经过两人一番商量,决定私奔,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李氏有条件,私奔可以,必须将女儿也带走,任帅哥愉快地答应了。
限于交通的缘故,李氏母女和任帅哥没有“奔”远,就在汴梁城郊的一个村落里租房子隐居了下来,学习牛郎织女那样男耕女织。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恩恩爱爱,悠哉悠哉。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一日,任帅哥染上一种怪病,瞧了不少郎中,就是不见好,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李氏哀哉得死去活来,若不是看女儿还幼小,真想一跺脚跟着任帅哥去了。
私奔的幸福滋味犹在眼前,失去男人的滋味切切实实就在眼前,怎么办?凉拌——与凄凉相伴。再回崔家去也不行,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此时崔杰也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女儿一天天长大,李氏犯难了,女儿该姓崔还是姓任呢?本该姓崔,毕竟女儿身体里流着崔杰的血,但任帅哥好赖也做过女儿短暂的继父,姓任亦未尝不可。正在李氏犯难之际,有一个人站出来发话了:既不能姓崔,又不能姓任,你女儿该姓朱。这个人的名字叫啥赵炎不知道,职业却知道,叫媒婆。
媒婆为李氏找了个姓朱的男人,大名朱士安,汴梁人,正宗本乡本土,家境殷实,二婚男,有一子(介绍真仔细,不愧婚介行家)。这么好的钻石王老五,李氏还有啥不乐意的,羞羞答答点头,然后羞羞答答上花轿,做了第三回新娘子。于是,女儿正式姓朱,就这么定了。
到了公元1068年,英宗驾崩,神宗即皇帝位,诏令天下选宫嫔。李氏的女儿(此时该称朱氏)这一年恰好16岁,出落得如花似玉,符合入选条件,又是京都女孩,一下子就被选上了。
据说神宗皇帝看到小朱姑娘第一眼,就喜欢得不得了,当晚就急吼吼地搂着睡,第二天晋封小朱姑娘为才人,旋即火箭似的升为婕妤,这可了不得啊,在宋制中,婕妤的地位仅次于昭仪,是皇帝名副其实的小老婆。至此,李氏母凭女贵,非常荣幸地成了神宗皇帝的丈母娘,从此,私奔女的幸福生活,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随着小朱姑娘逐渐变成老朱姑娘,她的肚皮也越来越争气,先后为神宗皇帝生下了赵煦(后来的哲宗皇帝)、蔡王赵似、徐国长公主等三个儿女,进一步做了
德妃,李氏的
皇帝岳母的地位亦愈加得以巩固。
外孙赵煦即位为哲宗,女儿被尊为皇太妃(宣仁、钦圣二太后还没死),李氏名正言顺地又做了“皇外婆”,连她私奔前后的三个男人也得到了莫大的荣耀,死去的崔杰、任帅哥和活着的朱士安,都被赠与太师或太保的衔,绝对的超品。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任帅哥有诱拐皇帝岳母私奔的“劣迹”,史官出于“为尊者讳”,不予留名,所以,知其人而不知其名,惟以任帅哥相称,委屈了哈,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