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是指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张作霖白手起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关外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
1927年 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岌岌可危,但仍想从其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当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遂决意除掉。
1928年6月,张作霖抵挡不住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当时日本为掩盖真相,诬指系“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有: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哑然。这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在国际社会间,是见不得阳光的。张学良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
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
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他看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特使林权助男爵就站在他面前,那冷酷的表情,心中又掀起一层层悲愤的波涛,他预感到与这位特使必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舌战。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举行宴会欢迎林权助,邀请张学良赴宴。林权助摆出一副强权者的嘴脸,放肆地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蛮横无理。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我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正如我们不关心你们帝国内部的事一样,想必日本友邦对我们国家内部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为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此时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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