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秦汉时代,中国的疆域向四方扩大了很多。这些地区,从秦汉以后,几乎一直留在中国之内,融合为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有三个地区,在这个时期大量地接受中国文化,接受中国的移民,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现象值得探讨。
跳跃式的海路联结
首先,是今天中南半岛的越南。此前已经提到,在秦汉已有中国的行政单位,而中国的大量移民,也在越南立足。可是,中国建立的郡县,大致限于越南北方,交趾郡没有延伸到今日越南南部。在日后的历史,越南始终是华化很深的地方,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见,越南的建筑和风俗,都和广东相当接近。一直到近代,因为法国的占领,发展了新的拼音文字,越南的文献方才不用中文。但是交趾在bet365365体育上,经常列入版图,又经常独立自主。越南紧邻广东、广西,却居然能够相当程度保持自治。
第二个个案,是朝鲜半岛。在汉代,朝鲜半岛曾经有四个中国的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在半岛上,曾经有过不同的族群,分别建立国家,难得统一,也长期留在中国疆土之外。朝鲜长期使用中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学和日常的交流工具,无不是中文。距今四百年前,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不再使用中文。他们的传说,无不以殷商王子箕子开朝和燕人卫满建国作为早期的历史。秦汉时代,许多中国移民,从山东经过海道,进入朝鲜,或者遵循陆路,由辽东进入朝鲜。半岛上的生活习惯,也和中国的北方十分相近。固然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常常是中国最亲密的外围,可是除了汉代设过郡县,朝鲜始终是自治的国家。
第三个个案,是日本。日本考古学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是在弥生文化时代,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晚年和秦汉。在这时期以前,日本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是一进入弥生时期,立刻出现了稻米耕作、铜器、铁器、国家组织。凡此变化,在九州岛发生最早,然后延伸到日本其他地区。日本民族,来自两个方向:一支来自北方的亚洲大陆,一支是经由海路,从南方进入的族群。这两元的结构之中,北方的一支——江上波夫所称的“骑马民族”——可能就是亚洲大陆上使用通古斯语言的一支,日后,他们成为日本的武士阶级;另一支,则是在九州岛登陆的亚洲大陆族群,金关丈夫和梅原末治等人,都认为是从中国进入的族群,弥生文化,就是这些人带入日本。
既然稻米不能在中国北方种植,而日本古代的稻米,在考古学上的证据看,和中国南方河姆渡文化的稻米同一种属,弥生文化的来源,应当来自中国南方。中国和日本的传说,都有徐福带领三千童男女移民日本的故事。我们不必讨论这个故事的细节,只看徐福故事的背景,是在
秦始皇时代,正是大量中国移民,陆续移入日本的时候。据日本学者估计,从秦和两汉三个朝代四百多年,从中国移入日本的人口,不亚于三百万。众所皆知,日本和朝鲜一样,长期使用中文,其风俗习惯,也和中国相当接近。可是,日本从未纳入大陆疆域之内。
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从中国本部进入这些地区,都是经过海路,固然越南和朝鲜和中国都有陆上连接。最初进入越南的中国影响,却是经过粤江三角洲的广州。同样,经过辽东进入朝鲜的途径,相当迂远,倒是从山东半岛,一苇渡海,立刻就到了朝鲜西岸。从山东半岛进入日本,和从江南进入日本,都可以经过海路,借季候风和洋流之力。秦汉帝国的交通路线,编织了一个庞大的道路网,由纵横主干道,经过分支,一步一步,从核心地带,渗透各处。移民开拓了新的分支道路,也就将中国的行政权力,带进了新的地区。海路交通,没有可寻的主干道和分支道,只是一个港口到另一港口,乃是跳跃式的联结,不同于陆路的交通,能够编织为持续存在的道路网,网罗新的地区于中国的版图。这一个特点,我想也可以解释,秦汉帝国的扩张,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后者的本部,是地中海的一个半岛,罗马各方面的扩张,三分之二以上,是经过海路。虽然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真正的大路,大概只有三条,都要经过意大利半岛的根部。
秦汉中国的各方面优势
此前所说的“现代人类”从非洲扩散的移徙,分别是从太平洋的西海岸北向的一批;经过东南亚北向穿越今天中国西南部,然后一路直接北移,一路东转,进入长江流域的一批;经过中亚北上,东转进入中国西北部的一批;和直上乌拉山下,再东转,扩散于亚洲北部的一批。这四批大迁移,涵盖今日中国的整个疆域。以秦汉继承先秦的发展而言,上述各条路线,覆盖于后世东方的夷/越族群、西南的蛮/蕃族群、西北的戎/羌族群和北方胡人各族的地区。
远古人类的时代,距离先秦/秦汉,有数万年之久;如果那些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类”留下基因,则他们基因的大部分,都会分别传给中国各地区的各种族群。在经过先秦/秦汉时期的几番融合,则中国地区的人类,竟可能拥有非洲人类移入东方的绝大部分,而且各处大同小异,呈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假如,东亚也有原始人类存在,例如丹尼索瓦人,他们的基因注入“现代人类”,应当有助于后到的“现代人类”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则东亚人类又会呈现东亚的独特性。不过,十万年岁月久远,目前古人类的研究,资料还不多,我们不能轻易跨越这一漫长的时段,直接“对号”,将各处人类的传承,确认期间的源流。
总结地说,秦汉中国能够熔铸为坚实的整体,乃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的“软实力”。文化方面,从
战国时代的基础,继长增高,中国有了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家和其他各家综合的基础上。“天下”观念具有弹性,可以不断地收揽和包容,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疆界。秦汉帝国的文官组织,可以通过察举制度,收罗全国的人才和信息,也能分层分曹办事,稽核成绩,信赏必罚。中国的政治结构,相对于同时代的罗马、波斯和印度,比较具有明确的制度化,不至于完全依赖皇权的人治和贵贱的阶级特权。
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发展了当时世界最高度的精耕农业和市场经济。中国的知识和科技能力,都站在当时世界的前哨:例如,浑天说的天文理论,基于相当精准的观测、精密的算术和相应的数学理论;医学有内经和伤寒论的理论和针灸、麻醉的实用技术;对于各种知识,有图书的分类学和语义学的字典;工艺技术方面,知道利用水力,包括灌溉、运输和水力机械,能铸造碳钢的工具和兵器,能纺织染色,制造各种精美的丝织品;制造和生产的工作程序方面,知道标准化等等。这些硬件和软件的能力,使中国的生产能力,超过四邻,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以贸易将各处的经济,纳入中国的大系统之内。以上这些“软实力”,在后世长期延续,而且不断继长增高,因此,中国能够长期维持政治和文化的整体。
至于宗教方面,这时候开始,外来的信仰进入中国,要等到秦汉之后,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