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送蒋返宁即被扣留,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1949年初,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溃败,蒋介石决定下野,将桂系首领李宗仁推到前台,试探与中共和谈的可能。李宗仁在担任代总统后的第二天就发表文告,表示愿以共产党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李宗仁宣布的各项“促进和平谈判”措施之一即释放政治犯,而其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就是当年因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李宗仁提议释放张学良是否有诚意?当时社会舆论的态度如何?张学良最终未能释放,蒋介石、陈诚等在中间各起了什么作用?
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
对于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当时社会各界的呼声是很高的。张申府在蒋介石退职文告发表后,就发表谈话,认为蒋介石的下野,是解决时局的一大关键,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因为蒋的退职已易解决。目前需要立刻做的有三件事:开放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开放党禁、报禁,解除全国戒严令;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1949年1月23日,东北有两个团体,联合向李宗仁发出快邮代电,要求释放被非法囚禁12年之久的张学良将军。同一天,中国自由民主行动委员会和人权保障委员会等四个团体也向李宗仁致电,要求释放张学良,他们在建议中称:“此举将对张学良对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有所贡献。”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这些呼吁,对李宗仁也颇有触动。据李宗仁回忆,为显示和谈的诚意,曾指示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释放张学良,但为蒋介石所阻。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会毕出门时,于右任追上去,喊:“总统!总统!”“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便扬长而去。李宗仁回忆说,蒋下野之后,对党政军大权的严密控制,实与下野前无异,对李宗仁所提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一概不予理睬,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22,957页。)
与此说可互相参证的,是当年桂系重要骨干程思远的回忆。程说,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在1月24日、28日先后以代电、亲笔信的形式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杨。2月1日,顾祝同复函称:“德公代总统钧鉴:子迥(即1月24日———引者)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职顾祝同上。二月一日。”顾祝同将此事推给陈诚、张群,因此李宗仁又再电陈、张请他们负责办理。
2月2日,接陈诚复电:“东(1日———引者)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2日———引者)。”2月4日晚,程思远飞抵台北,5日,陈诚告诉程思远,张学良现幽居新竹,生活由俞济时的军务局负责,警卫由毛人凤的保密局负责,接着特别提醒程思远:“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我就派人派车护送你去。”程思远见释放张学良无望,也就婉谢了新竹之行。张友坤、钱进主编的《张学良年谱》、张学继等写的《张学良全传》,关于这件事采用的都是程思远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