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远离领导层的关键事件：提出'保卫苏联'

中东路事件起于张学良的鲁莽。1929年7月，有鉴于红白两色帝国主义(俄日)在中国东北渗透日甚一日，形势危殆，“少帅”冲冠一怒，决定收回中东铁路，导致苏俄出兵，东北军一触即溃，结果丧师失地。后经美国调停，订城下之盟，恢复了苏俄原有权益，苏军撤出东北，占领的黑瞎子岛却不还了。也许，正因领教了“红帝国主义”的厉害，当“白帝国主义”打来的时候，也就不抵抗了。这是后话。
事实简单清楚，但对事实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蒋介石、张学良认为，凡侵人土地，夺人财产，无论红白，都是帝国主义。老蒋在给中央军校讲演时说，中东路事件，是“他(俄国)自己违反了条约，他自己来压迫我们，来侵略我们中国，反还讲是我们中国人不对”。陈独秀等中国的革命者则认为，按照列宁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苏俄不是资本主义，也就不是帝国主义。岂止不是，而且还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
实际问题是，明明是中国受到了苏联的侵略，应该保卫的是中国，却为何要“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给出的辩解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这已经不是道义的，而是“实际利害”的;不是原则的，而是策略的。他已经发现，很难从道义和革命原则上为苏俄辩解。
陈独秀后来因此被开除出党，同志们则受到共产国际的表扬：“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在群众的前面，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


此种道义与功利的分歧，不光中国有，苏俄也有。早在1922年，斯大林指示苏俄对华谈判代表越飞：“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即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越飞收到这份电报后给俄共政治局的信中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但是出尔反尔，蛮不讲理，而且是对革命原则的背叛。
“保卫苏联”这一口号，出自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一判断。马克思曾说，工人没有祖国。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工人就有了祖国，这个祖国就是苏维埃俄国。理论变成现实的过程，就是理论与现实冲突的过程，也是理论从价值理性沦为现实工具的过程。
列宁去世后，列宁主义的目的与手段、理论与实际的辩证法分裂为二：一边是有原则无手腕的托洛茨基，一边是有手腕无原则的斯大林。结果手段战胜了目的，现实战胜了理论。在对外关系方面，革命的道义原则与目的被抛弃，阶级的和国际的退缩为民族的和国家的。原本分别代表国际共运利益的共产国际与代表国家利益的外交人民委员部，都成了斯大林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前者要输出革命，后者要维持外交关系，但最终都要服从其国家利益。结果是苏俄的利益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
当斯大林在其指示中违反对华宣言、赤裸裸地追求现实目标时，托派分子越飞斥责其“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他的看法倒与张学良和蒋介石一样。当别人以革命的名义为斯大林辩护的时候，中国的托派分子陈独秀却知道很难从道义上为其辩解。
如今，苏联就如同越飞的预言一样已经灭亡。只有那个分成两半的熊瞎子岛像一个遗迹，提醒着人们曾发生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