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是北大的大神 抗战后为何主张对日言和？

陶希圣是蒋介石的一支“御笔”，曾担任《党军日报》社长、《中央日报》主笔。陈布雷评价陶希圣：“锋芒太露。”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189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9岁时，陶希圣就随其兄入河南的旅汴中学就读。当时正是“废科举、讲新学”的社会运动之中，少年陶希圣所学学业可谓新旧参半，最优秀的当属历史一课，“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

1915年，16岁的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尽管历经磨难，但是陶希圣还是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北大预科班。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家境有所改观，天资聪慧的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但每次考试均能名列前茅，1922年北大毕业。

在云雾叠障的中国现代史中，陶希圣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曾经创立著名的“食货学派”，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1937年时任北大教授的陶希圣弃学从政，进入政坛，并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料地纠缠在一起，成为某些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

1927年1月，陶希圣忽接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来电，聘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1927年5月，北伐军唐生智领军北上，继续讨伐北洋军阀残部。驻扎宜昌和沙市的夏斗寅部队，佯称腹背受敌，遭杨森川军攻击，撤退东进，企图乘虚而入武汉。夏斗寅的先头部队，是万耀煌指挥的一个师，迅速进占了纸坊，距武汉不足二十公里。

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将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由武昌出发，西往迎战万耀煌部。但是夏斗寅为保存实力，并不想真打仗，一见武汉出兵，就把武樵公（万耀煌）的部队撤走了。

之后陶希圣随军西进，沿途参加当地革命运动，在咸宁县，碰见开农民大会，农会书记报告会前枪毙五个农会叛徒。“那五个穷困乡民不过是先参加农会，后来不想干了，农会就把他们捉起来，枪毙示众。”陶希圣时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闻之大发雷霆，不准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农民，并警告那个书记，如果得知他还敢枪毙农民，就把他抓起来枪毙。农会书记大吃一惊，急奔武汉，指控陶希圣是“反动军阀”。未出几天，武汉政府就派人替换了陶希圣。幸而当时陈独秀的主张仍然主控局面，陶希圣总算留下一条性命。陶希圣对陈独秀终生感激。后来陈独秀出狱，在武汉期间，陶希圣曾悉心照料。

不久，陶希圣被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召回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并在施存统未回武昌之前，代理主任。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在武汉宣布“分共”，并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恽代英找到陶希圣，对他说：“今日时局在变化中。程潜主张东征，张发奎主张南下。我们决定将军校改编为教导团，跟随第二方面军南下，回到广州。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请你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

随着上海“四一二”及武汉“七一五”政变相继发生，国民党联俄容共之政策，至此均告结束。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亦被严峻的现实所浇灭，孱弱的书生性格再次毕露。

他对妻子坦承：“时局有大变化。我必须隐藏。……度过两三个月，我就可以出头做事。”在福寿庵分租的一间房子里，陶希圣“每日躺在竹床上，把仅余的一部铅印资治通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偶尔写一篇短文，由妻子万冰如带到粮道街投入邮箱，寄给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陶希圣之所以藏匿其身实际上是不愿随军校教导团南下，亦即不愿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直至有一天《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报上寻他，他才走出福寿庵寓所。

1928年春上，陶希圣再次来到上海，一度到南京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练科长，然而及至年底，又将所有职务辞去，以卖文为生。不久，陶希圣在沪加入“粤委”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等人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创办《食货》半月刊。陶希圣为办此刊，可谓耗尽心血。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36篇，其他7篇，翻译2篇，共计45篇，位居作者之首。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书店还曾向海内外推出《食货》半月刊影印本，可见其学术价值至今犹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对山河破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大多数人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陶希圣却主张对日停战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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