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
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胡惟庸(?~1380),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独揽丞相大权,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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