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依法治蜀经验谈

千古贤相诸葛亮励精图志治蜀二十年，使得“国贫民虚，地处孤绝”的蜀汉上下“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如此卓越的政绩与他“科教严明，厉行法治”的治政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历史背景
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成都后，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管理益州政务。原益州牧刘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三国志·；蜀书·；刘璋传》），一直奉行汉末以来的腐朽政治，所辖境内刑法律令松弛倾废，豪强士族肆虐妄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
诸葛亮入蜀后厉行法治，采取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严厉打击豪强士族势力，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但这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守旧势力的非议和责难。为此当时的蜀郡太守法正劝告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法正欲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使秦人感恩的史例，劝说他降低要求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
诸葛亮并未采纳法正的意见而宽刑省法，他在《答法正书》中依理反驳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己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认为：理政治国不可滥施小恩小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无高位可给时他们就会渐生轻视；用恩惠去笼络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他们就会滋生慢怠，此乃为弊政症结之所在。如果用严峻的刑法去震慑下级，待法令贯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严格限制封赏官爵，一旦加官晋爵，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耀。恩荣并用，互为补充，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有了秩序，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所以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 （《礼记·；周礼》），采取严刑峻法、恩威并济的措施来革新政治、纠正时弊。
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措施及影响
为确保有法可依，诸葛亮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坚决实行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达到震慑人心、劝善规恶的目的。此外他还反复对官吏进行教导，“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实现长治久安。
诸葛亮强调“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不讲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之类偏袒贵官的“传统”。与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的中都护李严，恣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立即上书请将其废黜流放梓潼郡。出身名门又是东宫旧臣的将军来敏，年老狂勃口出不逊，诸葛亮毫不避讳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闭门思愆”（《三国志·；蜀书·；来敏传》）。
对于人民大众，诸葛亮一改施法者的强硬面孔，采取“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用心平”是指诸葛亮人品公正亮直，“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诸葛亮集·；杂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不遗远，刑不阿贵”，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劝戒明”则是说诸葛亮不过分崇拜法律，视之为万能，而只将法律当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他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竭力反对不教而诛，声明不是为法加于人而法，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他“示仪轨，从权制”，积极对民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以避免犯罪。
为增强法制观念，诸葛亮特地亲自为后主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经典。并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规谏刘禅执法应客观公允，奖惩须一视同仁，不得循私枉法。另指出倘若“以私为公”、赏罚不均，就会使“人有二心”威胁到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