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日本的杀子之恨：1929年爱子被特务炸死

许多人知道张学良因“皇姑屯事件”与日本关东军结下杀父之仇，但是，极少有人知道张少帅跟日本关东军还有一段杀子之恨。

张家四子女中的佼佼者

张学良1915年和于凤至结婚以后，先后生下一女二子。1920年春天，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第三个儿子也出生了，张作霖亲自为这个孙子取名为张闾琪。这个孩子不但深得祖父张作霖的青睐，同时也被张学良夫妇引为至爱。原因是张闾琪长得与张学良酷肖，清秀而斯文，从小就老实厚道，才华横溢，比他两个兄长更为聪明。

张闾琪6岁时就在沈阳大南门帅府内宅启蒙读书，张作霖亲自为张闾琪延请一位家庭教师。在家庭教师的精心教育下，张闾琪学习了《四书》、唐诗宋词、书画。到了他8岁时，张学良又为他聘请了英文教师，希望他将来学贯中西，还准备以后送他去欧美留学。

张学良为张氏帅府中有这样一个颇有希望的后继者而暗自欣喜。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送子入日办医院就医

1929年秋天，张闾琪忽然染上了重病。初时咳嗽，后来发热，严重时高烧到39℃。张学良夫妇为了救治张闾琪，不惜在东北三省遍请名医，前往大帅府多方调治。

张作霖时代的军医官王少源是张学良早年最为信任的医师，然而此时年事已高的王医官也束手无策。沈阳城里的外国西医几乎都请到了，唯独没请日本医师，然而这些洋医们用尽所有办法，张闾琪的病却丝毫不见好转。远从黑龙江和吉林请来的几位名医也日夜守候在大南门帅府内，大家轮番会诊，不停地变换处方，然而张闾琪的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转危，在接连月余的高烧不退之后，又陷入了昏迷状态。

在无计可施时，张学良同意请中医给张闾琪治病，尽管那时的张学良相信西医而不倾向中医，但他宁肯延请中医也拒绝延请沈阳的日本医生。

那年11月初，一位名叫马二琴的沈阳老中医亲自上门为张闾琪治病。经马二琴几服中药的调治，张闾琪的病情居然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出现了转机，随着高烧的渐渐转轻，张闾琪已能少量进食了。

12月初，张闾琪尚有咳嗽症状，中医通过诊脉不能正确诊断其咳嗽久治不愈的症结所在，于是有一位深得张学良信赖的奉系旧将极力主张送张闾琪到仰德医院去照肺部X光片。

仰德医院是日本医生开办的，院长名叫广野三田，早年系东京早稻田大学医科毕业的高材生。于凤至听说要把她心爱的三子张闾琪送到日本医院照X光，马上表示反对。张学良也心存疑虑。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之时，那位素与广野三田有私交的奉系旧将再次陈词，并为广野三田的医德和为人拍胸作保。

于是，张学良作出了送张闾琪进仰德医院照X光片的决定。

X光机突然爆炸

上世纪20年代末的沈阳，像X光机这类先进医疗设备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可以说张学良急病乱投医，实为迫不得已。

12月上旬，张学良派军医官马际宇，身边侍卫张汝舟、苑凤台等5人，乘两辆汽车前往位于南满铁路地区的仰德医院。

上午9时，主治医生川岛治重和一位女护士(也是日本人)将张闾琪推进胸透室，并安排他坐在X光机前，所有陪同人员都被劝阻在胸透室外间等候。广野三田虽然赔着笑脸，却坚决不肯放这些陪同人员进室，理由是X射线有杀伤力，非病人不得入室。

就在马际宇医官和几位侍卫在胸透室外等候得心绪焦急之时，突然听到胸透室内传来一声巨响，好像有颗定时炸弹猝然发生了爆炸。马医官等人暗叫不好时，胸透室内响起尖厉的孩子哭叫声，接着有人在室内惊恐地叫喊。马医官和几个侍卫推开仍在阻拦的广野三田跑进去，只见烟雾弥漫之中，胸透机的主机玻璃板不知何故发生了爆炸，张闾琪倒在炸裂的胸透机前，脸部胸部均有淋漓的鲜血，人早已昏迷不醒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马医官和侍卫慌乱中抱起张闾琪，向广野三田等日本医护人员发出质问。可是，广野三田对此故作惊讶，称是刚刚购进的胸透机突然遇冷而发生玻璃板爆炸。

等张学良夫妇在大帅府看到从仰德医院运回来的儿子时，儿子早已人事不省。虽经府内医生们的连夜紧急抢救，张闾琪终因玻璃碎片击中要害，当天夜里便在帅府溘然而去了!

张闾琪之死与张作霖之死同样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事后，日本方面故作姿态地对此不幸事件表示遗憾，但却迟迟不肯提交爆炸原因的报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虽已猜测爱子的猝死与当时觊觎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日本关东军始终不肯承认此案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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