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代商报》报道:在《苏家屯文史资料》第六辑上,刊载了一篇赵吉春老人的回忆,题目是《杨宇霆在张学良戒烟问题上大作文章》,里面谈到,1928年春,杨宇霆向张学良推荐了一个据说能帮张学良戒烟的人,名叫马天池(马扬武)。此人吹嘘说他从日本学了高明的戒烟方法,只要注射几支“戒烟针”,就可戒除烟瘾。刚一开始,果有“神效”,甚至完全可以不吸鸦片了,但随之麻烦也来了,鸦片是戒了,却离不开“戒烟针”了,每天得注射好多针,“甚至把整个后背全扎得青来紫去。”这才明白,所谓“戒烟针”,原来是比鸦片毒性更大的吗啡。这可倒好,戒了烟瘾,却染上毒瘾,张学良的身子更虚弱了。
每次注射时,马天池都在张学良的卧室里注射,但也经常到张学良的办公室去,如果张学良在,就问需要不需要注射,如果张学良不在,就和赵吉春等人搭讪,“边看桌上的材料、文件”。赵吉春说:“我们内差以他是医官地位,身份比我们高,不在意这种事。”有一次,马天池正在翻看,张学良突然回来了,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天,就把马天池辞退了。最后,赵吉春老人总结说:“从这些蛛丝马迹上,完全可以看出,杨宇霆无时不施用各种手段监视、暗算着张学良将军。”
关于此事,也有不同说法。学者汤纪涛在《张学良将军两临上海的经过》一文中说,马天池不是张学良辞退的,而是“逃之夭夭”了。张学良这才产生怀疑,拿去化验,这才发现是吗啡!
这么说来,杨宇霆似乎对张学良染上毒瘾,难逃干系。本来,若真能帮助张学良戒烟,纵使杨宇霆摆出一副父辈的架子,也无可厚非。但事前,杨宇霆和马天池并没有告知真相,就显出“阴谋”的意味了。如果赵吉春所说属实,马天池在借“扎针”为名,刺探情报,就是该杀了。附带说一句,张学良是1933年才戒除毒瘾的。若干年后,张学良曾自得地说:“不是我吹,一个人如果能把这烟戒了,那这个人就了不得!”
但这些都是枝节末梢,实际上,张、杨之争,主要还是权力之争。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刘鸣九说,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在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激化,最后到了两者不能并存的阶段,遂演变成东北集团内部的流血事件”。《周恩来选集》第378页附注说:“张学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杀了杨宇霆和常荫槐,这种观点是经得起推敲的。
杨宇霆工于权术,一心培植自己的势力。王永江主政奉天时,任用官吏要经过王的选拔,杨无从插手。但王去职以后,刘尚清、莫德惠继任省长期间,杨宇霆便挟其威势,安插党羽,举凡各县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有缺即补,随后又进一步向吉林、黑龙江两省发展。但杨并不满足,还处心积虑地打算将他的嫡系日本士官派插进奉军,企图逐渐掌握东北实际军权。但吴俊升、张作相是张作霖“创业”的伙伴,各有门户,无从插手。于是他引用日本士官派的于珍,建立预备军,大量储备日本士官派嫡系军官,并以帅府名义发出命令,凡军官出缺,一律不得自行填补,必须由预备军中调入补充。他认为用这个办法,可将他的士官派陆续插进军队,奉军也自然成为他的势力范围了。但郭松龄看出杨宇霆的用心,密告张学良并极力阻挠。杨宇霆和郭松龄交恶,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史料上看,张、杨二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以争夺韩麟春遗下的“军团长”之位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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