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经商。由于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1967年以后,张闾蘅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张学良最亲密的家人。直到2001年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张闾衡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见证了这位传奇将军的后半生。
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张闾蘅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他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以苦为乐。
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
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寿夫人,寿夫人本名寿懿,是清朝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
我们一家原先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湾,我当时才8岁,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搬到台湾后,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
我第一次将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记忆中,是我上高中时,隔着大玻璃窗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回台北省亲,在家里再次见到了大伯、大妈。听家人说,大伯、大妈从幽禁的新竹搬到台北了,在北投复兴岗建房,到台北市区时总会来家里坐坐,每星期起码有三到五次。与过去在新竹山区的幽禁生活相比,大伯、大妈这时稍许自由些了。他们家里没有别的亲人,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
每次到我家来,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特务先进家里转一圈,看没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负责监视大伯的刘乙光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的言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间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大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笑得不亦乐乎。
囚禁在新竹山中的张学良在室内听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当时在台湾算是“奢侈品”,也是张学良唯一可使用干电池的“家用电器”。宋美龄送收音机时,专门交代要配上几节电池。有了收音机,在大山中的张学良得以了解世界的变化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大妈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聊天时她如果插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有时大伯也不耐烦地打断她:“行了,我们在聊天呢!”但大妈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张闾琳是大伯大妈唯一的儿子,1930年11月28日出生于天津。1940年由大妈安排,送往美国旧金山大伯好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妇代为抚养。1956年,张闾琳第一次到台湾,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中的父母亲,但是他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与大伯之间的交流很不方便。
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